民族类重点图书选题策划的组织、执行与延伸——以《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为例*

时间:2023-08-20 15:35:02 来源:网友投稿

李 璜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00)

图书作为承载、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主题、内容、形式、设计的优劣不仅体现了图书的质量,更关系其承载的文化内核的展现。而民族出版单位更是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做好民族出版的双重重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建设、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成了当下民族出版的应有之义。在重点图书选题的策划中也应始终秉承这一指导思想,同时结合本单位的历史积淀和人才队伍建设,适时推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图书产品。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以下简称《走近》)于2010年初策划,2015年出版发行,这是一套面向民族工作者与广大普通读者的大型民族知识宣传普及读物。《走近》先后获得了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入选第三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以及其他省级图书奖,获得2014年、2015年两个年度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和辽宁省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专项经费扶持项目资助。笔者有幸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和编委之一参与了整套丛书的策划、组稿、编辑与推广工作。作为重点图书选题的经典策划案例,《走近》的成功经验值得回顾,而“后《走近》”资源的开发方向也应当探究。

2010年初,辽宁民族出版社进行了民族读物市场调研。调研发现,大型综合性的介绍少数民族的图书种类屈指可数,且多数学术性强、内容艰深、形式单一。出版一套大型综合性的、更适合当今读者阅读方式的民族知识普及读物迫在眉睫。然而,我社作为地方民族出版社,面临着社会影响力、作者资源、资金支持、承担能力等多方面的现实问题,如何使这套丛书从理想设计走向现实产品,辽宁民族出版社把握重点、抓住时机、找准对策,用了5年的时间最终圆满实现了这一选题的编写出版。图书的出版天然就是一个大小不同的项目,而图书出版流程本身就具有应用项目管理的基础和优势[1],《走近》的顺利出版也不例外,其整体规划组织经验如下。

策划阶段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明确指导思想,确定选题创意。《走近》始终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作为指导,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的思想融入《走近》的写作和编辑中,同时为了让读者增长知识,实现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强调图书内容和语言的普适性、可读性和趣味性,在版式设计、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并为此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策划和编写方案。第二步是寻求外部支持和更详细的论证。图书方案在得到国家民委文宣司的肯定后,于2010年6月,正式启动该项目的第一批书目(即东北地区的8个民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的出版,为此召开了撰写这8个民族的作者研讨会,与会专家作者与出版社就《走近》的内容、体例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沟通,使双方对于书写的主旨、内容、形式等要求更为明确。

投入和操作过程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第一阶段的8部书稿于2011年9月全部完成并得到了国家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从而保证了《走近》第一批的顺利出版,与此同时召开的座谈会也收获了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和学者的肯定,线下的读者反馈也对其给予积极的评价。这让我们对这套丛书树立了信心,旋即对其他47个少数民族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组稿。在第二批的部分作者提交初稿后,笔者在社领导的带领下,分两批次申报国家出版基金、辽宁省扶持资金等,《走近》凭借过硬的质量和新颖又不失大气的版式和内容设计获得了资金资助。分为两个阶段实施,不仅降低了选题的市场风险,更为整套丛书的编写积累了经验。

在《走近》作者的选择上,遵循了两条原则:一是作者在所写民族的研究领域上具有权威性,《走近》的作者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社科院和中央民族大学等“985”“211”高校的民族科研单位,他们在各自承担的民族研究领域上均有不凡的建树,涵盖了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等多个专业,确保写作材料的丰富和权威性。根据各民族的不同情况,部分图书由多位作者撰写,如《锡伯族》一书,锡伯族目前主要分布在新疆和东北两个地区,因此邀请了分别来自两个地区的三位作者,其研究领域覆盖了锡伯族史、锡伯文、锡伯族文学三个领域。二是采用了本民族作者写本民族作品的方式,经统计,《走近》的82位作者中,本民族作者占85.5%,其余的作者也都是对所写民族研究超过10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相关实地考察的其他民族学者。这使得《走近》的写作始终贯穿和散发着浓浓的民族情、爱国情。

有了前两阶段的成功经验,在编辑加工和出版阶段则力求高效。具体来说,集全社之力形成统一高效的项目管理团队。在社领导班子的直接带领下,8名责任编辑和1名美编经过多次磋商和沟通,统一认识、统一标准,保证了55本书在每本作者不同、责编不同的情况下在整体体例和风格上的一致性。通过“每月大汇报、每周小汇报、有问题马上汇报”的方式,确保《走近》的每一本书都能按时出版。各部门也积极协调、寻求外援,如在《藏族》《台湾少数民族》等书的重大选题审读中,在总署的关怀和国家民委的帮助下,积极联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等审读单位,在保证书稿质量的前提下不影响出版进度。编辑加工中的另一亮点就是大胆起用年轻编辑,一方面年轻编辑有热情、有干劲儿,愿意参加这一重点选题的工作;
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实践锻炼对于年轻编辑无疑是最好的学习和成长方式。在印刷和宣传阶段,社内上下齐心,协同努力,不仅使项目提前结项,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的表扬和认可,在后期的宣传阶段,也不遗余力,《走近》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好评,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走近》的整体规划组织流程图

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离不开编辑辛勤的加工。通过《走近》的编辑工作,笔者认为,承担民族类重点图书选题,需要责任编辑具备以下执行能力。

一是绷紧政治弦儿的能力。民族问题无小事。民族类重点图书也不例外,《走近》作者整体政治素质过硬,文稿较少存在政治问题,个别如古籍引文中的“蛮”“夷”等,经与作者沟通均进行了恰当的处理。在民族人物的选择上,基本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个别在世的人物均选择具有代表性、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并进行反复推敲。在图片的使用上,涉及国家相关级别的领导人需要送审,涉及民族宗教题材的图片也进行了反复审核、敲定,涉及人物的图片从着装、姿态等方面也都选择更符合民族特点、符合时代特色的图片。

二是整体统稿能力。对于大型的民族类丛书来说,保持整体的一致性是丛书编辑的难点和重点。《走近》55本书、82个作者,各民族大小不同写作篇幅也不同,对比其他学术类图书将多个人口较少民族合为一本、或者不同民族图书厚度明显不同的设计方式,《走近》的编辑则充分发挥了普及读物的“弹性”优势,对写作内容多的民族在保证基本写作框架的基础上,简省语言,去掉不出彩、不够吸引读者的内容,保留关键和精彩的部分;
对写作内容少的民族,确保写作框架的内容,与作者沟通,适当增加部分内容的篇幅,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如普米族围绕着火塘和木楞房讲述了新中国建设时期普米族同胞居住环境的改变进程,仡佬族增加了民族文学、民族传说的传承与保护,金沙江两岸的少数民族则描写了过去何“溜索”以及现代交通环境的改善……此外,在图片的选用上,在保证图片真实可靠性的前提下,对于老照片,采用还原度高的扫描仪和照相机确保“整旧如旧”,对于新照片,从审美、契合度等方面优中选优。尤其是丛书知识链接设计上,在保证整体数量和各篇章数量基本匹配的要求下,尽量在图片少、段落长处,选择具有趣味性和重要性的内容进行设计和撰写,并与作者沟通核对确保知识无误。总之,在“取”与“舍”之间,巧妙的编辑加工保证了丛书整体特征的一致和个体的特色,实现了丛书的和谐统一。

三是执行能力。在一般的图书编辑中,执行能力往往不被视为一项重要的能力。但在大型丛书、重大项目的编辑中,执行能力绝不能被忽视,因为它是统筹行动、保证效率的重要保障。从纵向编辑自身来看,保证自己责编部分的质量和时间需要执行能力,从横向整体丛书的统一要求来看,编辑应当与领导和其他编辑保持步调、方式的协调一致。这从能力和效率上给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编辑要提高自己的编辑执行能力,同时要注意与整个团队的沟通和协调。

四是学术专业能力。如果说编辑加工能力是编辑的右手,那么学术专业能力就是编辑的左手,左手和右手都是编辑职业的安身立命之本,不可偏废。在参与编辑《走近》前,笔者有7年的民族史专业学习经验和5年的专业编辑工作经验,但在编辑《走近》的过程中仍感所学不足,于是在2011年参与编辑第一批《走近》后到2015年出版全部《走近》的时间里,阅读了大量学术著作和学习资源并向相关的专业学者虚心求教,确保在图书编辑过程中都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杜绝各类知识错误。

五是工作热情和沟通能力。沟通能力是每个编辑都要通过实践锤炼的重要能力。对于民族类重点图书编辑来说,热情和情怀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怀揣着热情、怀揣着对民族工作的热爱才能更有激情和信心完成工作,也可获得更大的个人满足感、幸福感。在与作者尤其是民族作者的沟通中,民族情感和工作热情也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真诚热情的态度、专业的学识素养、谦虚和善的沟通方式,是赢得作者并获得长期合作的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在沟通中编辑要注意为作者切实的解决实际问题,但绝不能违反出版原则。

重点图书选题策划与出版社的自身积淀和品牌建设密切相关,它不仅是出版社执行中短期发展战略的导向,更是反映全面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的必然要求,对于提升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使既有的重点选题重新焕发活力,开发出新的产品,是考验出版社管理能力和策划编辑选题能力的重点、难点。

首先,要真正认识重点选题再开发的“重要性”。一个已经出版的重点选题,不应仅仅是作为一段“光辉历史”挂在出版社的光荣榜上,而应积极发挥其价值,站在巨人肩膀上来看待这些重点选题,将其品牌精神、作者资源、品质内核与新时代的模式、主题相结合,策划出新的重点选题。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主动去思考、去消化吸收,才有可能做出新成绩。

其次,要提升重点图书品牌意识,打造特色品牌。品质和品牌的竞争成为图书市场竞争关键已经深入人心,过去的重点选题,就是当时的品牌,如何使这一品牌长盛不衰,延长其生命周期,要靠提升品牌价值,并对选题的长远性和持续性进行探索,对经典选题深度挖掘,不断在原有品牌基础上推陈出新,真正做到经久不衰。如强化作者、周边特色选题的开发和系列图书的开发,顺应时代机遇都是延续重点选题品牌的积极对策。而重点选题品牌的提升同时也对提升作者品牌、提升出版社品牌有相互促进之功效。

再次,作者的延续是重点图书选题进行再开发的主要体现。以《走近》为例,通过《走近》的出版合作,编辑与作者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友谊。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策划了不少有分量的图书作品,其中如《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典》《各族人民心向党》等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
还有一些作者将自己的学术专著拿来出版,一时间,一个小小的地方社的出版图书,从品种和质量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不能不说是重点选题策划的后发优势之功。

第四,从图书内核的延展和联系对重点图书选题进行再开发。笔者认为,应当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进行后续开发。纵向是指植根于原有的重点选题,从选题深度持续挖掘,以《走近》为例,可从历史、社会、文化、时间线等多角度进行开发。如笔者从历史角度开发的《中国达斡尔族通史》《中国锡伯族通史》两个民族类重点图书选题,就是从民族历史维度出发挖掘稿源和权威作者,这两种作品也获得了2018和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横向是指植根于原有的重点选题,从横向逻辑上形成互通互联的新选题。以《走近》为例,有编辑开发了朝文版的《民族文化经典故事丛书》,该项目获得了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的资助。当然横向和纵向的分别并不绝对,也应结合起来协同作用,如结合重大时间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编辑与《走近》的作者合作,推出了《各族人民心向党》的献礼书,或也可结合“脱贫攻坚” 的时代主题,在《走近》出版5~10年之后,结合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推出新时代各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果,今昔对比,既使读者对新时期的少数民族生活有了新的了解,也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之实效。

最后,结合新业态、新形式,对重点图书选题进行再开发。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世界局势也千变万化。如何在崭新的时代,用新时期的方式进行开发,既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又适应多变的时代进展,是摆在每个出版人面前的课题。就《走近》来说,现时应当积极开发其数字资源化,进行多种业态、多种形式的开发,使其更适应时代发展,适应新时期的传播和阅读模式,如电子图书开发、数据库及APP开发、影音化开发、IP开发均是重点民族图书选题再开发的必经之路。同时,将优秀的文化成果传播出去也是出版单位的责任,对外版权输出也迫在眉睫,下一步应当探索与国际出版商建立良性的战略合作关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综上所述,民族类重点图书选题的策划,在整体规划上要有大局意识,在个体的操作上要有强大的执行能力。在后续的再开发上,也要深度联想,结合时代趋势,实现多维度文化传播,这才能使重点选题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作为责任编辑更要明白,包括民族类重点图书选题在内的任何重点图书选题的策划和完成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深耕专业,不断积累,不断学习,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为民族出版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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