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意涵在历史和实践的双重促动中发展，表征为政府治理主客体的协同性、内容的时代性、过程的渐进性、实践的人民性。集体主义的道德恪守、法治与共治的道德样式、人的现代化的道德理想汇聚的道德意识单元为内核结构要素，有力地发挥着道德净化、道德阐释、道德定向的功能，同构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道德图式的有机整体。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实践，指涉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与政治民主最大程度的实现。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定盘之星、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至善之境、数字赋能政府治理凸显效率之美共同组成政府治理现代化所恪守的伦理原则。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所形成的道德图式将是中国式现代化伦理维度的生动展现。
关键词：政府治理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道德图式；
伦理维度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4-0094-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于2035年基本实现[1]。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党在新征程中的目标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视为党和国家的崇高追求。在中国，政府治理包含社会和经济等维度，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的各个层面。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治理”内涵比较分析，中国的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党和国家整体性视角，“是由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特色治理模式”[2]。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府治理体系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的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党的文献和行动实践为理论表达和实践样态的时代性表征。
德法共治是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场域下的重要支撑[3]。近年来，有学者对政府治理中的科学方法、意义与方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呈现出了结构性、精细化的研究趋势，取得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但是，学者们以行政伦理为切入口，对政府治理道德维度上的研究还有待完善与补充。笔者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场域为视角，应用道德图式化的方法对政府行政伦理意蕴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政府行政伦理理论方面的研究，还可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在道德之维方面的研究创新。在实践上，这必将对国家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更进一步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责任，满足“人民当家作主”的行政伦理诉求，坚持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原则。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责任伦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2035年发展蓝图：“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4]这就明确了治理的制度价值目标导向，为全面系统地理解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行政伦理意涵提供了重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早在《神圣家族》中曾说过，“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5]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因此，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在价值导向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价值动力上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价值目标上必须是为人民谋幸福，这三个方面在治理体系价值上形成了有机统一整体。
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也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政府治理涉及政府主体治理法治化、行使权力规范化、公共决策民主化、组织运转协调化和政府管理高效化[6]，时刻围绕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进行优化与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联通了党的初心使命和人民的期盼，表征着政府治理“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兴”的道德意蕴，体现出中国政府治理在主体上的人民性。从内容上看，着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一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7]。二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政府职责体系。三是要着力推动政府治理法治化。四是要着力推动政府治理民主化，要引入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政府治理。概而言之，政府治理现代化体系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作为首要前提，以政府顶层设计的科学化、政府行政执行法治化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化为构建起体系的主要内容[8]。从过程上看，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以政府为主体着力推进其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国政府治理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公平和民主原则，即以动态发展的社会环境为自变量，不断产生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评价及其实践产生因变量函数调整，紧扣实现人的现代化或全面发展的主题。可见，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坚持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践上看，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来推进，依靠的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和担责的“共治”方式来实现，体现中国共产党政府治理理念的人民性、科学性和民主性。从时间表上，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治理实践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道德样板，与选举制度下的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治理的实践相分袂。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体现出的共享性、共治性和人民性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提供强大道德支撑，表征为“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合法性评价与道德确信。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行政伦理新意蕴，将为实现我党在新时代坚持的“人民至上”核心執政理念注入价值原则、不断发展完善的发展动力、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理想图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的道德原则、范畴和旨归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实践，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与进步，因而在治理伦理中体现了过程与结果向善的有机统一。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行政伦理诉求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多维支撑与协同共治，其中政府的行政伦理建设是不可或缺的支撑方式。中国政府行政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旨归、道德准则和行政规范。不同的社会个体对于道德活动的评价存在差异，其决定因素在于他们有不同的道德图式。道德图式是一种先存于人的心理状态，在行为主体预置了内在标准，是能够掌控甚至能够左右主体的行为和道德活动的约束机制。学界把道德图式理解为：“它是核式结构，内有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组成的道德内核，外有若干具有价值向性的，通过一定的网络相互联结道德意识单元。他是行为主体多样性道德活动所遵循的框架。他有过滤、解释和定向的主要功能。”[9]中国政府的行政道德图式根植于行政主体生长的文化土壤，是由中华民族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精神禀赋和社会差异所决定的，是具有独有和稳定特征的道德实践样态。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道德图式，主要是以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以法治与共治相协调的道德样态和以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理想共同汇聚而成道德意识单元，强大有力地发挥着道德净化、道德阐释、道德定向的功能，将对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行为进行引导、规范，修正、调节，决定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行政伦理的本质要求。
（一）深化为民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建设服务型政府工作，早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着力构建服务型政府”[10]，面对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进而又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1]。中国政府打造的基于集体主义逻辑的为民服务型政府，为实现中国政府治理的“善政”目标提供了时空思维与中国范式。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道德图式具有鲜明的实践基础，依附于具体的道德实践。因而，其道德图式不仅是具有道德内核的意识、理念等构成的内在道德图式框架，还包括外在的道德行为环境。在道德图式的各要素中，为民服务型政府的道德理念始终处于道德图式的核心位置，决定着道德图式的根本方向；
在政府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发挥着“航船舵”的调节作用；
决定着道德图式系统功能的稳定，以及各道德意识单元及道德图式整体结构的协同性。为民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价值追求，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作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图式，它以集體主义逻辑出发点，以为民服务为政府行政理念，具有对外来的道德观念进行过滤的功能，它将以政府治理现代化道德图式为蓝本，对外在环境中的道德意识元等进行过滤，由此实现选择有益的道德观念，过滤或排斥有害的道德观念，以实现道德图式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为维护集体主义的道德权威和道德价值，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图式将强烈排斥违反集体主义价值理念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错误道德观念，着力打造以人民至上的理念的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治理要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坚定站稳人民立场，坚守人民至上理念，坚持各方面制度体现人民意愿和保障人民权益[12]。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政府是社会的公仆，为民服务是政府行政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各级政府以服务人民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为民服务型政府是政府行政道德的规范基础，“人民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维护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核心。中国政府行政的基本价值导向是为民服务。中国政府行政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始终是贯穿中国政府行政理念及实践的基本价值原则，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道德依据和价值原则相统一。基于集体主义逻辑，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图式表征为强力的“核式结构”，为全体人民群众服务的道德要素位于道德图式的核心，在政府治理道德图式中起着过滤和抵御的重要作用。政府治理现代化道德图式的核心结构要素是为民服务型政府的道德理念，净化与决定着政府治理现代化道德意蕴的历史与现实，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为新阶段的发展任务，消除政府行政的“无力感”“低能感”等“能力综合征”。政府治理现代化指向的集体主义逻辑，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民的需要作为政府行政的价值取向。唯有以集体主义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出发点，政府治理现代化才能成为现实，才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有中国政府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才能使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中国政府长期坚持为民服务的行政价值取向，就是要坚决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只有这样，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实践才能真正与中国现实相融合，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持续激发其道德过滤功能和效力。
（二）构建依法行政与职责明确的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1]的要求，法治化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法治道路上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创新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础。法治化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根本遵循，也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和具体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使政府治理从理论论证转进到制度实践步骤，提出了“有效的政府治理，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13]；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各级政府必须权责法定，严明执法，公正廉洁，守法诚信”[14]，这为政府治理法治化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法治政府”[15]。这一系列连贯性的政府文件都说明政府治理重要内容包括发挥市场的效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政府要通过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依法对市场进行科学治理，构建依法行政与职责明确的治理体系。政府治理具有动态性、相对性和局限性。依据复杂适应理论，政府行政作用边界并非恒定不变，而且随着时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呈非线性的适应性变化，这就需要在动态平衡中调整边界和职能。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紧密联系，政府的治理是相对于市场和社会治理而言的，政府行政不能脱离市场和社会。政府行政能力具有有限性，并且有失灵的可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图式构建了一种以政府依法行政为主导，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道德治理新样式。这一创新的道德图式立足于新时代，实现了政府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建构要求中各要素的协同与融合，体现了“依法治理”与“主动治理”相协同的科学模式的进一步要求，这一道德图式将强化依法行政和宏观调控对依法、协调、指引政府作用发挥具有重要价值。这一道德图式从逻辑关系层面阐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政府治理的共存、共生关系。换言之，建设法治政府是与通过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行政职能有机结合的创新之策，也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语境、实践场域中才能实现。由资本逻辑所主导下的市场管理机制和政府治理机制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唯利是图、治而不公和“流”且无序的周期性窘境，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社会乱象的根源就是基于此[16]。究其缘由，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因于早期社会的发展目标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同、社会群体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也不同，它还缘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制度的利益导向的差异，故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当中，两者结合没有充分发挥，反而形成了一定的张力。推进政府治理法治化的首要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核心是公平立法公正执法，坚持提高公职人员和公民法治意识是保障。“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话语及其阐释系统，在如何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问题上做出了空间、时间和理念的三维阐释，并且从理念统领、时空构建、场域营造等方面，为实现政府治理的“法治”与“效能”的融合模式提供思潮引领，在行政价值塑造过程中，彰显了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方面的“为民、善政、公正、效率”行政道德意蕴。
（三）打造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中提到“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3]。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通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十四五”规划要求，“突出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的主体地位，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15]。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发挥了党的领导力量、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市场经济的调控力量和政府服务的力量，把这些力量聚合成合力的结果。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我国社会结构和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对政府提供的服务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有的以温饱、住房等服务方式或理念已经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政府治理不断创新服务理念，综合考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的价值追求和现实需要，原有“万能型”政府提供的服务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因此还要发挥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拓宽服务渠道，不断改革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手段。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治理可能用来指管理、清理、整治、控制、统治等，我国有学者从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关系出发，认为政府治理是政府运用治理方式行使公共权力，配置公共资源，解决公共问题，实现治理公共事务为目的。这些对治理的概念的定义中都涉及到了公共权力或资源的管理，也就蕴含着多元化合作的特征。这种多元化特性要求参与的各个主体之间能够建立共同合作式治理的友善关系。基于合作与协调的治理对政府、市场和各项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以及人民群众来说是一种关系式的交往互动。当面临利益的多元化、权力的多面向时，治理实践过程中的治理主体是冲突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取决于政府治理主体的素养与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行政能力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特质，中国政府治理主体的政治实践目标保证了主体利益导向的人民性，坚持的是集体主义的利益分配原则，在不同利益和诉求的背后，与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利益分配原则不同，中国政府行政价值理念与西方行政价值理念存在博弈，中国政府的行政伦理的价值也将在此彰显出比较优势。蕴含伦理精神的民主共治的互动关系将直接影响社会的整体治理气候，影响政府治理效果的最终呈现。良性的协同共治与道德过滤的道德图式也终将给予治理主体积极的回应。中国式政府治理这一道德图式的结构要素具有阐释功能，它通过“五大”新发展理念、“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效能政府”的新发展模式、“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等所形成的话语来实现道德图式的阐释功能，构建出以多元化协同治理发展样态为中心，以时间解释体系、空间解释体系、理念解释体系三大话语体系互为支撑的整体，以此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道德图式阐释道德理念、道德现象、道德行为的功能。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家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建设，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坚持真正的、更持久的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推动政府治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三、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原则
着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实践由多维要素支撑，既涉及政府治理实践价值导向与执政党的执政目标的高度一致，也涉及政府治理外在环境方面营造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要素的相互协调，还关系到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速度与质量等。在此过程中，政府治理现代化道德图式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和净化行政道德风尚的功能。
（一）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定盘之星”
现代社会人类共同追求的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话语。“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7]。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定盘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8]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治理的核心，政府行政管理的职责是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等进行有效治理。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政府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关系到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命运。中国语境中的治理是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依据元治理理论，在中国所有的治理主体中，党是唯一的领导核心，是唯一的元治理主体[19]。中国共产党人是政府治理的主体要素，决定了党的领导是中国政府治理的本质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是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政府治理的前提，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价值导向体现在保障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民主。将党的领导贯穿政府治理体系所形成的党政工作格局，为党的执政、政府的行政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20]，促进了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多方参与和群众共治的良性互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对政府治理工作的领导是一项全局性和系统性工作。从根本上讲，党的领导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有效政府行政治理是巩固执政党政权和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手段。在中国共产党治理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把准政治方向的掌舵职责，具有政治体系顶层设计的重要职责，具有实施政府治理的主导职责，具有重大决策的决断职责，党的领导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定盘之星”。当前中国政府治理的突出特征就是“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政府治理和人民意愿有机统一起来的治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最独特的优势，彰显了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的特质。
（二）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至善之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并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就时代性的发展任务而言，我们党和政府执政兴国的首要任务依旧是靠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条件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奋进新征程和步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也是围绕高質量发展而展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中国政府治理实践呼唤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我国在经济体系建设中，有部分领域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政府治理的水平还有迫切提升的需求，政府治理的提升程度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政府治理现代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多重约束下求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优解的过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1]，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之“道”，本质是一种“善治”和“善政”。政府治理高质量发展与政府治理现代化内在价值导向具有同一性。高效能政府治理与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这样也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在于高质量推进政府治理，进一步发挥政府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排头兵”作用，更深入地推进服务、法治、开放和智慧型政府改革，以政府高质量治理与服务助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体现的是政府主动解决新征程主要矛盾的行政导向，是一种高质量治理模式的发展样态。富有政治责任心的政府是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主体，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政府治理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优化路径。在着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公共利益由量的增长转变为聚焦质的提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数量”的问题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质优”的问题，在质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实现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以利于政治与经济的高质量协同发展。从道德维度审思，我们既要充分肯定，着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的实干作为，更要有“本质意识”，把握其背后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人民性和公共性；
也要以非主观、非局限的道德视域考察其背后的问题，不能以远大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目标来看待现有新时代政府治理实践。如是，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理解新时代，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两向之间存在张力和联系的辩证理路。进入新时代，中国着力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以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为物质基础。爱国忧民、天下为公、克己奉公、见利思义作为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中的美德，凸显了中国古代官员优良的行政道德意蕴。中国传统文化通常将诚信、忠孝、慎独等视为善德，予以发扬；
而把欺诈、背弃、轻率等视为恶德，予以贬抑。将善性之德与政府治理的实践相融入，彰显出治理的现实性、合法性与合德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本民族所特有的原生性的道德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通过党的领导、政府的主导和社会的共治形成正向合力方可推进。可以说，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政府治理现代化道德图式优良的道德外周，表征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正义力量与担当勇气，否定了“伪君子”做派，肯定了积极向上美德；
否定了“躺平”做派，肯定了奋斗精神；
否定了“老好人”做派，肯定了敢于“亮剑”的勇气。循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摆脱了西方治理语境，将构建出中国式治理的“至善之境”。
（三）数字赋能政府治理凸显“效率之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21]。数字政府治理的主体是政府，数字是技术手段，治理是实践的目标。高效能治理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高效能政府治理为基础，而实现高效能政府治理的途径必然指向数字赋能政府治理。数字赋能政府治理的现实任务是基于以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数字算法管理、以公平为核心价值的数据治理、以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机制优化[22]。数字政府治理实践的行政道德旨归于人的全面发展，直观体现了着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目标，具有鲜亮的道德底色。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表明中国政府治理急需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数字智慧政府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应运而生。新时代的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数字赋能政府治理不可或缺。随着新征程政府行政涉及面日趋复杂，亟须建立更加高效、敏捷、利民的数字政府。数字政府建设是着力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之举，彰显了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与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逻辑。从主观需求方面来看，对于人民群众而言，它满足了提高办事效率和弥合数字鸿沟的需求，加强了与政府的互动，保障了行政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开通了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建言献策的快速通道，提升了政府行政为民服务的办事效率。切实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于政府而言，它实现了治理模式现代化道路上的正向优化和加速度进程，符合现代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和运行形势，能够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收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相关信息，并运用相关软件等技术进行深度数据挖掘，供政府科学决策，优化政府治理的服务与治理路径，促进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和政府服务效度的大幅提升。数字政府治理具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开放、整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特征。数字赋能政府治理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是政府行政的灵魂要件，它深层次地决定了政府治理的宗旨、价值和发展模式，反映了政府治理未来发展的方向，又关系到政府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由数字赋能的政府治理所生成的安全、效率、开放、透明、责任和数字政府所涉及的数字行政的伦理道德问题急需关注。数字政府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数字政府治理是一种价值关怀和思维方式，在政府行政道德原则上则表现为对公平、效率、透明、民主、责任和协同的价值追求，强调对政府治理行为和过程的整体观照，它追求利益的适度化和占有的道德化。数字政府治理可以促进国家、政府、社会、公民四者的关系更趋平衡，对不同道德与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数字政府治理尤其在促进边缘群体的决策参与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以科学的行政道德图式指引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道德图式由道德意识单元组构，道德图式在个体道德的教育中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观在道德图式中具有指向性；
另一方面，作为道德图式的指导行为功能对道德主体具有驱动性。在着力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图式中，中国政府恪守的是集体主义的逻辑理念，道德样态的外在表现为协同与融合的模式，二者围绕道德理想这个道德内核形成以“中国之治图景”的世界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为图式表征，因而具有了创造世界治理史，革新传统治理模式的国际治理意蕴。中国政府将建构出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新模式，彰显中国政府治理的这种新变化、新模态、新气象、新趋势，为世界各国政府提供可供借鉴的创新治理模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关键词进行了重点阐释：“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8]之后在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发言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将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对探索人类现代化道路做出中国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探索的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植入了生存论意义上的共存性道德价值与道德动力。在中国治理模式实践方面，依法行政与人民主体多元化“共治”相融合的模式已成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模式方面，践行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形成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世界主体和世界图景的新样板。始终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是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的价值取向和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政府治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承载着维护社会秩序、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使命[23]。在社会稳定层面，西方一些国家乱象频发，政坛恶斗、社会撕裂，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反观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中国之治”与后者形成了鲜明对照。面向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优化“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方略，它是以“共建、共治、共享、和而不同”为发展特征来创建的政府治理现代化创新模式，它是以追求人类幸福为目标的价值理念，体现出全体人民共同发展的道德意蕴，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图式做出了时代性、针对性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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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习贤
收稿日期：2023-03-05
基金项目：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及其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XDJ026）；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重点项目“新时代高校政德教育创新模式构建研究——基于Python智能数据抓取技术”（项目编号：21ZD050）
作者简介：叶丹，男，江西永新人，井冈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党建理论、政治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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