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著名作家常新港在其儿童小说创作中进行了大量的动物书写，表达出与孩童们进行心灵沟通的渴求。常新港通过塑造寄托型和象征型两类动物形象，进一步指向充满迷惘、困惑的儿童成长历程；
发挥动物形象的联结、倒置和喻示功能，让读者可以透过动物关照现实，从而更加清晰地看到孩童们所面对的冲突、晦暗，以及他们的力量，进而走进孩童们的内心世界。这既是常新港对关注儿童成长的真诚吁请，也是他为儿童小说开拓出的新的可能。
［关键词］常新港；
儿童小说；
动物书写
［作者简介］赵琪（1995-），女，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3）。
常新港的儿童小说早在1984年《独船》发表后便受到关注，此后他延续性地以儿童为主体进行了大量创作，《青春的荒草地》《女孩不哭》《男孩无羁》《一只狗和他的城市》《少年黑卡》《天王猫》《空气是免费的》等作品，都是他倾听并传达儿童心声的努力。
值得关注的是，常新港在其儿童小说中着力进行的动物书写，显现出他对多种倾听、传达方式的探寻与其创作上时代经验的革新。也正是因为其对动物书写的着力呈现，近些年常新港儿童小说中的动物书写逐渐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201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常新港创作的《一只狗和他的城市》《土鸡的冒险》《猪，你快乐》《老鼠米来》《懂艺术的牛》等8部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儿童小说集结为《动物励志小说》出版，后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增减，并出版了《常新港动物励志小说系列》，也有人称其为“奇幻动物小说”。【侯颖：《奇幻动物小说的中国“确认”》，《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侯颖：《在动物的灵魂中飞翔：常新港儿童文学创作的新突破》，《文艺评论》2015年第11期。】【伍美珍、张怡：《论常新港奇幻动物小说对“成长”的诠释》，《文艺评论》2019年第4期。】
诚然，目前针对常新港动物小说的评介与研究仍然相当有限，不过出版界和评论界给出的标签，却已经揭示出常新港儿童小说中动物书写的可探寻之处——无论是“励志”一词透露出的拟人化，还是“奇幻”一词内蕴的充沛想象力，均充斥着作家主动调整成人话语体系和发言模式来与儿童们进行心灵沟通的渴求。常新港通过动物形象的大量塑造，指向充满迷惘、困惑的儿童成长历程，让读者可以透过动物关照现实，从而更加清晰地看到孩童们所面对的冲突、晦暗，以及他们的力量。具体来说，常新港塑造了寄托型和象征型两类突出的动物形象，发挥其联结、倒置和喻示的功能，并逐步走进孩童们的内心世界。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于对常新港儿童小说中动物书写的细致解读上，探寻其动物书写的独特性，分析其创作实践能够给予我们的启迪。
一
常新港的儿童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时光被北大荒所覆盖；
后一阶段即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都市的光线与暗影中到处充斥着孩童们的身影，而成人在着手教育其成长之前，就已经开始侵略了孩童世界的天真与纯粹。在这样的情境下，进行儿童书写除了尽力去把握只属于那个年纪的敏感，还能提供些什么呢？常新港的做法是塑造相应的动物形象，这些动物形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寄托型，一类是象征型。它们要么被寄托了主人公人生最初的温暖与启迪，要么在奇幻颠倒的世界中象征着孩童们的成长历程。
1.寄托型。在常新港儿童小说中的动物书写里，他设置了许多陪伴主人公成长的动物角色，在这些角色身上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常新港笔下流淌的脉脉温情，或者说常新港是在主动调整成人的话语体系——以感性心态书写动物角色，从而为孩童们提供情感寄托。例如，常新港在其儿童小说中，时常塑造各种各样的陪伴犬角色，例如：在文革中保护着“我们”一家，教给“我”什么是公平、正义和勇敢的灰利（《灰利在前我在后》），以及不希望被小女孩萌芽看见自己死状而独自离开的小狗小可怜（《毛帽子毛背心毛袜子》），拥有充沛生命力、始终陪伴在问题少年风身边的耐特（《少年黑卡》），等等。不过，在寄托型动物书写中，常新港并未局限在普泛的动物种类上，他还勾画了更丰富的动物形象：《经过苦难的鸡》中敢于反抗权威的公鸡“秃头”，【常新港：《与荒原共舞的男孩儿》，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看风景的猫》中唤醒苗欣情绪感觉的白猫，《天王猫》中跨越物种与仇恨共同为可来营造动物乐园的天王猫、老鼠惊叹号、蚂蚁小可来们。事实上，这些动物身上的纯净与善良和现实的冷漠与隔膜形成了高度反差，也正是源于此，笔者认为这些动物的塑造是常新港为孩童们提供的情感寄托。
2.象征型。此类动物形象的塑造主要存在于常新港对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进行转换的儿童小说中。常新港以身份倒置或是直接营造类人化动物的方式，将孩童们的成长和矛盾全部集中在一个陌生化视角中，这样的视角营造对于成年读者来说的确令人感到新奇，但细读则发现，这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也是常新港有意调整自己的发言模式，尽量去贴近孩童们在观看世界时感受的一种尝试，抑或说是一种象征型的真实。长篇儿童小说《空气是免费的》在此类作品中的象征意味或许是最容易被读者理解的，它描述了一群孩子逃离学校监管，变成可以自由吟唱的蛤蟆的故事，这与当今有着繁重课业压力的儿童成长经历相应和。《一只狗和他的城市》《一只叫玉米黄的老鼠》两篇的主人公都是变成人的动物，它们从前的动物生活经历使其难以理解这个规范化的人类世界；
它们身上没有对权威与生俱来的恐惧，更没有伟大的生活理想，它们只是保存着作为动物最朴素的生存哲理和一些生活习性。虽然在它们的生活中冲突、荒诞的场面不时上演，但在它们适应社会生活与改变身边人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对其象征的孩童们的生活图景有所想象。此外，《土鸡的冒险》《猪，你快乐》《懂艺术的牛》《老鼠米来》等几部儿童小说中动物形象的象征意味更加彻底，常新港直接以动物的身份来喻示孩童、建构故事，同时这些动物又各具性格：小土雞看重尊严、自由与家庭责任，猪小六热爱学习、热爱家人，懂艺术的牛敢于反抗、追求自由和音乐，老鼠米来聪明伶俐且要求平等。从这些类人化动物角色的塑造上看，常新港其实已然打通了动物与孩童们之间的界限。
如果说寄托型的动物形象更多是对孩童们情感世界的抚慰，那么象征型的动物形象则巧妙地融合了儿童生活的特异格调。这样承载着童年经验与期冀的主要动物形象，无论是作为寄托还是象征，它们大多都有着明朗的内心世界；
其真诚善良的本性浸润着自然的纯净，而鲜明的个性又带有生命原初的参差、激情与困惑。简言之，常新港在其儿童小说的动物形象塑造中有意识地设置了作为寄托与象征的两种动物形态，并试图呈现出一个孩童与动物、明晰与懵懂相互交错缠绕的儿童生活图景。
诚然，正是源于常新港在进行动物书写时儿童与动物角色上的不时交叉，我们才不难发现，常新港虽然在动物书写上十分着力，并采用了多种多样的书写形式，其中也不乏对狗、老鼠、猪、牛等动物生活习性的部分刻写；
但是，相比于同时代的一些动物小说和大自然文学作品，如《狼妻》《第七条猎犬》（沈石溪）、《狼谷的孩子》（黑鹤）、《黑叶猴王国探险记》（刘先平）等，常新港的动物书写对动物的生理性特征并没有给予贴近现实的关切。他笔下的动物不仅会说话、能思考，有着各种类人化的行为举止，甚至还可以像人类一样建构起属于自己族群的社会系统。抑或说，常新港儿童小说中的动物书写，“动物味”并不突出。他既不像沈石溪、黑鹤等动物小说家一样，主要以动物性特征来规范角色的行为，仅在其中加入有限的人类思维；
也不像大自然文学家刘先平一样看重纪实性文本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所着力突出的是这些动物形象作为寄托与象征时散发出的人性温度。
追问原因，常新港在动物书写中对“动物味”的弱化和对动物身上“人性”的强化，与其叙事立场不无关系。常新港在其一篇自述性文章里曾表述过这样的思考：“孩子要面对病态的社会吗？孩子的灵魂脆弱的程度该怎样估算？悲剧和隐痛跟幸福和愉快如何分配？文学的甜和生命的苦该怎样呈现？孩子的文学该贴近人性还是疏离和有意地回避？我们该在无病呻吟的文字餐盘里，加入什么样的营养？在眺望儿童文学未来的路上，我们必须去想。”【常新港：《我把文学比喻成树和石头》，《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2日，第12版。】显而易见，对儿童成长的关怀是常新港在儿童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坚持。在这样的叙事立场限定下，常新港即使进行了多种类的动物书写，其创作本位必然还是儿童。换句话说，常新港笔下的动物无论拥有着怎样的特质，都可以看做是他为“文字餐盘”里加入的“营养”，是他与孩童们进行心灵沟通的方式新创。那么，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常新港所书写的这些内心明朗、真诚善良、个性鲜明的动物形象，是如何一步步带着我们走向孩童内心世界的呢？
二
我们先从那些寄托着孩童们情感的动物书写讲起。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里关于寄托一词有两种意涵：一是“托付”；
二是“把理想、希望、感情等放在某人身上或某种事物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20页。】常新港的寄托型动物形象恰如其说。他将孩童们的情感抑或说是灵魂寄托在动物身上，那么此时的动物形象不免会具有一种纽带的性质，将外在世界与孩童们的内心情感联结起来。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写道：“我们记忆中意识能力的空隙，使大部分儿时材料变得相当模糊。”【［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孙名之、顾凯华、冯华英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25页。】而他的反对者阿德勒认为：“在所有的心理表达中，最能暴露秘密的就是个体的记忆。”【［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吴杰、郭本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6页。】对于这个问题，阿斯曼的看法是：“记忆显示的是一种技巧，并具有器官上的基础，而回忆是特定内容在记住和唤回时的实时的过程。”【［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或许，这几种看法并不冲突，如果我们采用口述的形式，把记忆通过大脑的回忆陈述出来，无论口述者讲述的多么细致清晰，都很难让听众清楚地分辨这是事件本来的真相还是口述者想要呈现的“真相”，但尽管回忆的讲稿是被精心修剪过的，其话语逻辑和话语形态呈现的背后，却是个体真实情感受到影响的结果。《灰利在前我在后》这篇小说恰巧就是“我”对小狗灰利进行回忆的讲稿，而“我”对灰利的记忆则支撑着讲稿的组成。在“我”的记忆中，灰利是一条有着无穷活力的狗，“我们”一起在北大荒的山林中生活了两年，但“我”却只回忆了三件有关灰利的事：一是“我”和灰利上山拉柴火时共享午餐；
二是零下三十多度的夜晚，灰利在屋门口等了我一夜；
三是面对红卫兵的抄家，灰利奋起反抗，却被宣判了死刑。这种安排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更为奇怪的是，三件往事全部穿插着灰利与成人间的冲突——妈妈从没为灰利准备过午餐、忠心等候主人的行为被妈妈定义为傻、反抗入侵者却被勒死。对照“我”这个十岁男孩关于小狗灰利的记忆与回忆，可以清楚地发现，在那个非常年代，面对来自成人的不理解和充满敌意的社会，“我”已然陷入了被孤立的罗网之中，但灰利“发光的背”，却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给予“我”的灵魂一块可供休憩的地方，并在“我心里涌出无法描述的温柔来”；
或者说正是灰利给予“我”的温柔和勇敢，使我能够继续以后的岁月。【常新港：《与荒原共舞的男孩儿》，第104页。】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经过苦难的鸡》，这只经过苦难的灰白色公鸡并不雄壮，但却凭借着顽强性格战胜了强于自己的对手，捍卫了家里母鸡的安全。可从黄鼠狼的魔爪下逃脱后，顽强的灰白公鸡却意外地变成了无赖，对此“我心里一直为秃头难过，直到它死。”【常新港：《与荒原共舞的男孩儿》，第109页。】虽说在本篇小说中，常新港并没有像在《灰利在前我在后》那样直接点明政治因素对孩子心理的戕害，但却通过对灰白公鸡的回忆——与邻家公鸡厮杀造成的秃头、“目光中充满了怀疑和恐惧”、“它经过了最可怕最黑暗的历险”——透露出作者本人在北大荒的生活经历。【常新港：《与荒原共舞的男孩儿》，第109页。】对此，读者不难察觉到小说仍然聚焦于那个特殊时代。以至于时过境迁以后再回忆，灰白公鸡的顽强与沉沦，对年幼的“我”来说仍旧像是一场具有足够冲击性的人生体验。“那是个体主体性被人生逼迫下沉至灵魂底层后获得的体验，是澎湃的青春与北大荒原野交锋后衬出的孤独与苍凉。”【李利芳：《常新港：历史与现实童年之重》，《文艺评论》2011年第9期。】
早年生活在北大荒的经历，使常新港一直致力于书写以北大荒为背景的儿童生活。但时代发展的浪潮毕竟影响到了常新港，这让他的创作在二十一世纪开始发生了明显的时代革新，融入了新的时代经验。同时，在这一阶段常新港儿童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开始有了愈益多样的呈现形式，但以动物为纽带，联结儿童情感世界的书写形式仍旧存在，像是短篇儿童小说《看风景的猫》《毛帽子毛背心毛袜子》，长篇儿童小说《少年黑卡》《天王猫》《笨狗如树》等，不同点则在于北大荒儿童变成了都市儿童。
在谈论这一阶段作为纽带的动物形象时，因为时代与物质的发展，包括政治对个体施加影响的减小，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联结开始渗透到更细微的情感领域。比如《看风景的猫》涉及到都市儿童在无忧无虑、无所不有的生活中，受到父母的过度娇惯以至于丧失感知能力和沟通能力的现象。而白猫冷峻的目光就像是苗欣生活中唯一的异质，先是唤醒了她的疼痛感，而后唤醒了她的思考力。《毛帽子毛背心毛袜子》中女孩萌芽与小狗小可怜之间流淌的脉脉温情，与酒鬼的冷漠暴戾形成了鲜明对照。《少年黑卡》中长发耐特在生命的终点选择从三楼一跃而下，而这耗尽生命的一次飞跃，不仅是为了让风的眼泪不再流下，也是它充沛生命力的定格。耐特用它的整个生命去陪伴风，而它的逝去则是对风珍惜时光与身旁温情的警醒。《天王猫》中的动物形象显然更加丰富，或者说《天王猫》中存在两个分界明晰的世界：一个是人类世界，这里的文化样式冷酷而令人窒息，爸爸致力于全方位监控儿子可来，同学们因为可来的厚嘴唇、耿直而排挤他。在这个世界里，无论可来如何真诚付出都换不来一丝尊重。而在可来与天王猫、老鼠惊叹号、蚂蚁小可来们的动物乐园里一切都很不一样，人类社会里公认的鼠猫天敌在天台这个小天地里友好相处、尽情玩耍，无论是天王猫还是惊叹号，抑或是小可来们，身上都有种心灵明净、无社会性的特质，与它们的相处让可来体味到了“泥土中的快乐生活”。【常新港：《天王猫》，南宁：接力出版社，2003年，第239页。】而笨狗（《笨狗如树》）对人类谎言的仇视，则让“我”这个日益被人类谎言所麻痹的孩子，感知到了成人世界的丑恶现实，并逐渐找回了自己的道德感。
显而易见，作为情感寄托而存在的动物角色，成为了常新港联结外在世界与儿童情感的纽带，而与这些动物单纯、善良、坚强相应的记忆，则在孩童们成长的过程中留下了恒久的印记，就像常新港对灰利的叙述一样：“它总是与我同行，也总是跑在我的前面。”【常新港：《与荒原共舞的男孩儿》，第101页。】无论是北大荒时期还是都市生活中，在这些动物身上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儿童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冲突，还有成人世界一些已然颓坏的具体德行。换句话说，无论是像灰利、看风景的猫、笨狗为孩童们成长提供的助推力，或是长发耐特、天王猫、小可怜给予孩童们的陪伴，其实都是常新港为孩童们提供的一份指引自我成长、保存自我存在的可能。
三
当然，在走进孩童们的内心世界时，作者能够多大程度地进行“对象化”，也即尽量远离成人的价值模式，站在孩童们的立场环视人生，也是一个需要作者去努力探索的方向。在这一点上，常新港选择的方式是主动调整自己的发言模式和话语体系，让小说中的动物和人类相互倒置，从而以一个个身份、认知均驳杂不一的动物形象来象征孩童们参差多样的生活感受。可以说，常新港在动物书写中对儿童与动物身份进行的倒置，以奇幻手法促成了多种心理、思维的交汇碰撞，甚至于可以将其投射到儿童世界的各个角落去。
我们首先来看从人到动物的置换。在长篇儿童小说《空气是免费的》开头部分，常新港就向我们交代了主人公方弟的困境——长期接收别人发布的命令，这种生活让方弟倍感压抑。他和有着相似遭遇的女孩苗子一起靠尖叫来发泄抑郁情绪，但这却引起了老师和父母的恐慌，他们认为这是反常的、不合理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关于“理想士兵”形象曾提到“变成了可以创造出来的事物”，【［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45页。】方弟正是以“理想士兵”为目标而“被创造”的孩子，为了创造出理想的个体，纪律、控制、服从在他的生活里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父母甚至将方弟送进了太阳学校进行精神修正，这里的“学生们都像是假人，身体的某个部位被安装了操纵杆，操纵者就是背手踱步的老师”。【常新港：《空气是免费的》，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0页。】对此，方弟爸爸不仅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甚至发出了感叹：“我就欣赏这里的管理，让所有人都有规矩！”【常新港：《空气是免费的》，第47页。】于是我们看到，太阳学校中高耸的围墙、体制化的精神洗脑和暴力的管制相交织，让苗子、水牛、关志、棍子这些孩子身上出现了被规训的痕迹，苗子不再尖叫、水牛不断从食欲中获得满足、棍子成为了一台听话的机器、关志则成为了规训者的帮凶。此刻，对他们来说太阳学校的纪律似乎已经成了固定不变的生活，改变在其中毫无可能。相反地，空气街里没有那些所谓的命令，甚至连人都没有，在这里蛤蟆们可以纵情歌唱。要知道，在现实生活的纪律管制下，方弟和苗子的尖叫都是不被允许的，何况是纵情歌唱呢！在此，常新港采用倒置的方式，安排了空气街引领员的出现，青草的香气，也即自然的味道成为了唤醒孩子们的唯一可能，而从人到蛤蟆这一转变，似乎是常新港能为身处规训中的孩子们找到的唯一出路；
同时也是孩子们在精神承受极限上的裂变。在空气街里，曾经的社会规范、学校秩序完全失效，但从这种情节的设置，也能看出来常新港对目前孩子们要面临的压制性的社会架构并没有行之有效的修改手段，他唯一能进行的努力，也只是采用一种幻想的、无法实现的形态倒置来帮助这些伤心的孩子脱离成人世界的规训。
与之相反的还有从动物到人的置换，在此常新港同样是主动调整成人的话语体系，以动物倒置为人的陌生化视角，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自己代入动物角色，以此来营造一种陌生化氛围，促使读者在动物的冒险经歷上产生有形的心理观感。长篇儿童小说《一只狗和他的城市》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你，我是一条极普通的笨狗”。【常新港：《一只狗和他的城市》，南宁：接力出版社，2002年，第2页。】“我们”家族生活在地下的排水管道中，一次偶然，“我”遇到了一条粉色的蚯蚓，听到了排水窗口挤进来的音乐，于是“我”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向往，撞掉了自己的狗牙。霎时间，狗的视角转变为了一个初中生男孩的视角。可是人类世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因为仍旧保留着狗的习性，而被认为是个怪人，难以被伙伴、老师所接受。显然，这条小狗对人类世界的懵懂状态和青春期的儿童有着值得注意的相似点：“对外界反映的敏感性增强”，拥有了一定独立性，但“知识尚未成熟，情绪亦不稳定”。【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北京：少年儿童出版中心，2018年，第529页。】“我”喝汤会把嘴巴扎进盆里、吃饭会舔盘子、不停用舌头舔嘴巴四周等等刻在基因里的习性，让“我”变得与众不同；
而“群体中，仍然维持着他的强大个性、不为群体所感染、足以抵制群体行为暗示的人，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因此他们的力量在群体中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3页。】所以，我们总能看到“我”被“妈妈”惩罚、不得不修正自己行为的情节。事实上“我”——红眉阿坚面临的生存难题，也是很多敏感懵懂的儿童所面对的，但是如果作者用孩童们的视角来进行书写，我们作为读者很容易因为个体经验的相似性，难以发现他们面临的那些不合理的存在——不能吃却被搞得很香的橡皮、课上要做到无声无息、成绩好就能被原谅一切过错——但是以一只狗的体验来控诉这些不合理的事，作为读者我们就会发现容易接受多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意愿行为”一节的解析里指出，存在一种混合型的实践，这种实践虽然是出于意愿的，但是“如果抛开那个环境它们便是违反意愿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2页。】也就是说，作为成人我们的意愿行为可能是被规训过的，但社会环境使然，我们很难发现其中的不适，但常新港调整了自己作为成人的视角，带领读者从动物的思维逻辑出发，抛掉原有的规范，我们便能轻易发现孩童们那些被强制改变了的意愿。相较于《一只狗和他的城市》，《一只叫玉米黄的老鼠》这部儿童小说对社会环境的抛开更加彻底。主人公从人类熟悉的小狗变成了一只有着黄色眼睛的老鼠——玉米黄，流浪的老鼠玉米黄遇到了乞丐空手儿，空手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把玉米黄变成了一个少年男孩。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常新港通过玉米黄视角书写并不只是为了凸显现有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处，同时也在借动物世界朴素的生存哲理为异化的人类生活提供借鉴，甚至于说是改造。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类的食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毕生爷爷一家每天要吃八餐饭，即使肥胖的身体已经威胁到了他的生命安全，人体的线条也已经变得丑陋不堪。如果让我们对毕生爷爷的这种生活方式下定义，那么他完全是一种丧失了其他感官的纯“肉体化”形态——“味觉的这种排他性，与其无法回避的产生方式即‘肉体化有关，即需要把对象吞入口中”【刘军茹：《新时期小说的味觉书写：单向度主体建构》，《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5期。】——他甚至不在意吃的东西是新鲜的还是霉变的，只是将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了吞咽这个动作上。而玉米黄的出现，可以说是作者给予毕生爷爷的一次“生命唤回”，玉米黄让他发现了老鼠流线型身材的美感，老鼠舞的出现更是让他的身体有了重获健康的可能。至于大鸟、小鸟姐妹，则影射了现实中亲缘间日益冷漠的现状。在这一点上，玉米黄以老鼠的生活体验切身讲述到，“老鼠把吃的东西都放在一个洞里，它们从来都没想过要有自己的收藏。它们没有这种私心。”【常新港：《一只叫玉米黄的老鼠》，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于是，玉米黄又以自己种属朴素的生存哲理教会了大鸟和小鸟姐妹，亲人之间应彼此珍爱。
其实，常新港有关人与动物身份倒置的书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投射过程。无疑，在这个过程中他尽量远离了自己作为成人已有的生活经验，并以人和动物双重身份倒置产生的含混感去环视孩童们的周遭环境。于是在《空气是免费的》和《一只狗和他的城市》中，他以孩童和动物的双重视角，发现了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秩序对儿童进行的规训与压抑；
在《一只叫玉米黄的老鼠》中又对规训和压抑做出了回应——我们可以去动物那里汲取一些心灵成长的经验，哪怕是从一些活在角落、被视作肮脏代名词的老鼠那里，也有着最天然、最质朴的生活哲理。
四
毋庸置疑，象征型的动物形象以倒置的姿态出现，让懵懂的心灵与现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与虚假的规范在故事中自然碰撞，所产生出的割裂效果，确实在陌生化的氛围中进一步拉近了读者与孩童们内心世界的距离。但是常新港为“文字餐盘”加入“营养”的尝试，并未止步于此。事实上，在前面两种动物书写的实践方式中，动物的出现并没有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于是，常新港干脆脱离开人类社会对孩童们的规范，直接营造出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喻体——类人化动物，当然也让这些动物身上喻示了更加多样的成长因素，以及更加奇幻的色彩。
《土鸡的冒险》中主人公“我”是一只因被错认性别而存活下来的小公鸡。父亲经历过的战斗以及小洋鸡遭受的虐待，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勇气和责任感，“我”不仅要保护家中的土鸡们不受欺负，更要为它们寻求有尊严的生活。于是“我”带领土鸡们踏上了冒险的旅程，逃离了人类的控制。《猪，你快乐》建立在一个架空的地区大塘，这里是猪家族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每头猪的梦想都不过是吃上加了盐的大豆粥。生活虽然贫苦，但有亲人的陪伴，“我们”猪家族也过得十分幸福安宁，可人类社会的贪欲终究蔓延到了大塘，瘦弱的五哥被卖到了宠物街，贪婪的四哥被卖到了屠宰场。面对家庭的离散，“我”和大哥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担。“我们”在人类世界历经各种艰险，找回了五哥和疯癫的四哥，让残破的家庭得以重聚并延续。其实，无论是土鸡的冒险之旅，或是猪家族的重聚，作者似乎都在以一个孩童的成长来为族群寻找安居之所。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获得画家弗拉曼克所形容的那种动物性的幸福，【［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98页。】无论是土鸡、猪，还是其所象征的孩童们，都需要产生自我意识并逐渐担当起自身乃至族群的命运。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恐惧或许仍旧存在，但个体却能够为着纯粹的动物性幸福而勇敢前行。
《懂艺术的牛》中父亲老黄牛的生存哲学是“勤劳和苦干”，【常新港：《懂艺术的牛》，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页。】但“我”却一天到晚不想牛该想的事情，和蟋蟀学习唱歌、吹箫，拒绝接受父亲与主人的驯服；
甚至在受到牛贩子绑架时，不惜撞断自己稚嫩的牛角也要摧毁围墙，进行反抗。《老鼠米来》中的米来是一只热爱学习的老鼠，尽管米来一直仰慕人类子锐的知识，羡慕他的书房，但当子锐流露出将米来当成宠物的姿态时，米来坚定地拒绝，并清楚地告诉子锐：“我不是你的！”【常新港：《老鼠米来》，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2页。】强烈的自我意识，让米来获得了与人类平等交流的身份。相比于小土鸡和猪小六，小黄牛和老鼠米来的成长历程似乎更加独立。它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反抗意识，几乎不会给予父辈或他人掌控、教化自己的机会。
《玫瑰鹅》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故事，玫瑰鹅因为一双玫瑰色的翅膀而被视为异类、被排斥于鹅群体之外，这使它失去与同类接触的机会。在小狗白脑门儿的强烈要求下，以滚雷鹅为首的鹅群体不得不接受了玫瑰鹅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群体对玫瑰鹅的接受，以及玫瑰鹅对敌人猫鬼的感化，为滚雷鹅解决一次又一次危机，大家才发现偏见使自己做出的种种野蛮行为。显然这一主题在校园霸凌问题颇受关注的今天，对青少年来说具有很好的教育价值。至于小说《疯狂》，读者则可以在一个相当惨烈的故事背后，读到常新港在孩童们身上寄予的对未来的希望。“我”——小弟，是毛毛虫家族的一员，人类乱扔烟头，导致“我们”毛毛虫家族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不得已进行大迁徙，可是人类滥用土地导致的土壤流失，让“我们”毛毛虫家族几乎无法找到栖身之地。最终在经历了生死斗争后，“我们”找到了这片土地上最后一颗沙果树。在这时，常新港设置了一个奇妙的剧情，让毛毛虫小弟和男孩小弟的目光相遇了，于是毛毛虫小弟守住了沙果树顶端的绿叶，男孩小弟扔掉了抽打毛毛虫的扫把。在自然资源面临可怕的枯竭时，常新港用这两个孩童清澈如湖水般的眼睛为世界留下了希望。让我们看到这些动物“虽然‘身为下贱，但他们是生活和命运勇敢的挑战者，并有作为生命高贵的灵魂守望。”【侯颖：《在动物的灵魂中飞翔：常新港儿童文学创作的新突破》，《文艺评论》2015年第11期。】
在此基础上，我们回过头来看常新港进行动物书写的第三个实践方式，可以发现他是将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形象，直接以喻体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且不施加任何形态上的变化，这使得孩童与动物模糊难分，甚至有些古怪的动物世界，反而变得相当细腻。让我们以《玫瑰鹅》为例来进行讨论，其中的鹅群体既具有近些年校园霸凌的影子（被排斥的玫瑰鹅），同时还关注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并不少见的边缘人现象（因被忽视走上霸凌路的猫鬼）。显而易见，此类以动物为喻示进行的书写，可以使我们在阅读时直接引申至现实生活。同时，常新港对动物这个“发言人”的选取，也可以很好地改善我们作为成人的思维定势，从而在每一个独具个性的动物身上，发现那些有关儿童成长的积极因素——小土鸡和猪小六身上的勇气和责任、懂艺术的牛和老鼠米来对自由与知识的渴望、玫瑰鹅的包容、毛毛虫小弟对希望的坚守……这是一种建构于承认个体差异基础之上的发现。
五
事实上，在常新港儿童小说中的动物书写里，“发现”似乎总是如影随形。从动物书写的类型上来讲，常新港所着力掌控的书写权力不是动物本身的形象“再现”，而是动物功用的“发现”。这也是常新港动物书写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是以对儿童生存境况、心理境遇的真诚关注参与到创作中去的。而叙事立场的不同，则使他不同于一些动物小说家或是大自然文学家要尽力表现出动物形象的真实可感，他更加倾向于表现情感上的可沟通性，也即以动物为媒介，去寄托孩童们的情感、象征孩童们的成长。也正是源于对冷峻现实的直面和对孩童们的真切关怀，他才能塑造出那么多真诚善良、个性鲜明，又有着明朗内心的动物角色，并让它们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儿童成长中去。
从这一点看，常新港在儿童小说中进行动物书写的文学价值就更加明晰了，他以动物形象为媒介，进行的三种书写实践——以动物为纽带，联结孩童们的情感世界；
以人与动物身份的倒置，投射孩童们的现实生活；
以动物为喻示，挖掘不同个体身上蕴含的积极力量——是一个从“情感抚慰”到“俯身理解”再到“情感认同”的路径，也是一个带领读者与孩童们共情及至共同成长的过程。虽说常新港在部分动物书写上，存在形象设定重复、甚至固化的情况，如小土鸡（《土鸡的冒险》）、猪小六（《猪，你快乐》）、米来（《老鼠米来》）同样都有一个德行败坏的兄弟和一个肩负起整个家族重担的严父，但他确实是在动物书写的探索中发现了可以恰当表现和触及儿童内心世界的方式，或者说顺着常新港所发现的这条路径走下去，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儿童小说，乃至儿童成长的更多可能性。
“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都该指向一个孩子的未来的生存能力，这不是空话，有谁能回避自己的人生是如何活着的命题，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关注的文学内核。”【常新港：《文学这面人生承重墙》，《文学报》2020年10月29日，第6版。】换言之，在表现和触及儿童内心之后，一种直面未来的表达方式亟待登场。而常新港在其儿童小说中的动物书写及其开拓出的可能性，无疑便是他对自己文学内核的一次全面摹写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