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樯
关键词：技术赋能；
技术民主；
决策权力；
认知分工
摘 要：在现代社会中，技术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对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挑战民主政治的一些传统观念。就决策权力的分配而言，一方面，社会治理复杂性的增加对决策的专业化水平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使得决策权力从政治代表向技术专家转移，形成技术专家对于决策过程垄断的局面。另一方面，技术扩散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民众质疑专家决策的能力，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得网络中的评价结果成为民众决策的重要依据。當专家决策的合法性被动摇后，技术赋能民众将导致政治决策朝着民粹主义方向发展。结果是，“技术专家—普通民众”在政策领域的互相排斥成为当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而使技术民主的范式建构在现实中面临一系列挑战。要克服当代民主的局限性，就需要改变“技术专家—普通民众”在决策权分配上的零和博弈局面，想象并建构一种以认知分工为基础的技术民主。
中图分类号：C9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3）03-0075-07
Key words：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echnological democracy；
decision-making power；
cognitive division of labor
Abstract：In modern society，technology as a key variable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social governance and has challenged som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s far as the distribution of decision-making power is concerned，the increased complex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has placed increasing demands on the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in decision-making，which has led to a shift in decision-making power from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to technical experts，creating a monopoly of technical experts over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n the other hand，the proliferation of technology has，to a certain extent，empowered the public to question the decisions of experts. Especially，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mad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in the network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eople"s decision-making. When the legitimacy of expert decision-making is shaken，technology empowering the public will lead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direction of populism. As a result，the mutual exclusion of "technologists and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policy sphere becam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which makes the paradigm of technological democracy face a series of challenges in reality.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contemporary democracy，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zero-sum game of "technologists-common peop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to imagine and construct a technological democracy based on the cognitive division of labor.
技术进步一直是政治变迁的重要驱动力。现代大规模生产技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有技能的劳动力队伍，使他们在经济上能创造价值，在政治上也有能力参与，这成为现代大众民主的基础。同时，任何新技术的社会扩散都需要经历一个从精英主导到大众掌控的过程，这导致大众民主在决策时需要依赖于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技术门槛的存在区分精英与大众，并决定两者在决策权力分配上的不对称关系。从决策的角度来看，技术与民主并不是天然兼容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产生冲突。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方式，其决策过程在规范意义上是开放的。然而，由于技术门槛的存在，有关技术的决策过程往往是排斥性的，只有掌握技术的人在决策中才有发言权。随着当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知识与信息在社会中的分布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技术进步增强了技术专家的解题能力，为技术专家垄断决策过程提供合理依据，从而拒绝普通民众的政策参与；
另一方面，技术的普及和扩散可以降低普通民众的信息收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普通民众的决策能力，使他们在决策中拥有与专家对抗的能力。从技术进步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实现技术民主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技术可能会进一步固化民主政治在决策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关系，从而造成决策过程的政治排斥；
但同时，技术也可以重塑当代民主政治，并呈现技术民主这一可能的美好愿景。由此，本文对技术赋能专家与技术赋能民众两个面向进行考察，试图分析技术进步是如何重塑政治，尤其在新技术条件下是如何重新分配决策权力的。从现实情况来看，“技术专家—普通民众”的相互排斥构成了当代政治在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改变“技术专家—普通民众”在决策权分配上的零和博弈局面，就需要实现专家与民众在认知上的分工。从民主的认知分工（the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理论出发，本文试图论证技术民主作为一种全新范式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一、技术进步与决策权力的转移
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马克思与恩格斯用“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1来表达现代技术对于人类政治的巨大冲击，标志着技术成为政治发展的一股重要驱动力量。到了当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技术在人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其中，技术对人类政治生活最为深刻的影响之一就体现在对于政治决策权力的重新分配上。
近代以来，代表型政治是人们广泛承认并得到运用的政治权力分配方案。在代表型政治中，经选举产生的代表获得了行使决策权力的合法性，并以表决的方式来行使权力。虽然选举代表这一权力每一位公民仍能享有，但在国家的重要政治决策中，作为公民的民众则是缺席的。所以，代表及其组织是现代政治权力最重要的执掌者，也正缘于此，代表的产生成为现代政治最为重要的内容。正如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etkin）所言：“代表是一回事，治理（governing）则是另一回事。绝对不能将‘代表的权利与‘决策的权利混淆起来。”2就某种意义而言，“代表的权利”属于代表的合法性问题，而“决策的权利”属于代表的自主性问题。雷菲尔德（Andrew Rehfeld）将代表的合法性问题和自主性问题凝练为代表的“存在”（being）维度和“行动“（activity）维度，而代表的行动维度可以被概括为“代表代替（stand for）被代表者做X”。3存在维度对应的是合法性，指的是代表能够得到选民的认同，而行动维度则要求代表具有一定的决断力，采取适当的行动维护被代表者的利益。当社会及其治理的复杂性仍然在选民的理解范围之内，并且选民利益之间的差异程度較低时，人们对于代表合法性问题的重视程度要甚于自主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可以被视为选民利益表达的工具，人们对于代表的决策能力并没有很高的要求。然而，代表型政治在现代遇到的主要挑战在于代表“行动”维度的坍塌，并由此可能引发“存在”维度的危机。换言之，代表在面对复杂公共事务时缺乏相应的决策能力，无法代替被代表者“做好”X。
技术进步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增加了社会尤其是公共事务的复杂性，二是提高了技术专家的解题能力。当公共事务越来越呈现出技术上的复杂性，政治代表越来越无法胜任做出高水平决策，就使得技术专家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这意味着，代表将自己的活动领域收缩到“存在”维度，而将“行动”维度让位于技术专家。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后期在美国的公共政策领域兴起了一场“成本—收益”分析革命，出身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的技术官僚在政治决策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原则是“除非收益证明成本合理，否则不得采取任何行动”。1在实际操作中，“成本—收益”分析将决策变成一个关于净收益的货币化计算过程。例如，如果一项高速公路安全的规制政策能以200万美元的成本取得300万美元的收益，该政策的净收益是100万美元，就意味着这是一项可以执行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技术官僚通过将决策过程简化为数字的计算问题，从而为集体问题寻找理性的解决方案。
同时，由于技术专家的决策都是通过抽象化后的数字计算得出的，在使得决策理性化的同时，也增强了决策的中立性。技术理性及决策的中立性使得代替“谁”决策这一问题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技术官僚似乎不替任何人说话，且正因为他们‘谁也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合理地信任他们”。2决策的中立性进一步增强了技术专家决策的合法性。就此而言，技术官僚不仅侵占了政治代表的“行动”维度，还进一步挑战了代表的“存在”维度。对于政治决策权力的分配来说，则意味着决策权力从政治代表向技术官僚转移。
如果说计算是传统技术官僚进行决策的基本形式，那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则预示着计算的自动化。就本质而言，计算的自动化就是算法，是一种类似于函数的解题方案，只要输入相应的数据就可以自动输出分析结果。如今，基于算法的自主决策已经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牛津互联网学院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算法与传统官僚制的结合对组织和决策过程的影响，算法官僚的出现与新的数据来源、数据分析技术及数据分析应用密切相关，这几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使得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在现实中变得更精于计算。3有限理性决策是传统官僚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算法官僚可以凭借强大的算法对大数据进行全面分析从而辅助决策，提升组织整体在复杂环境中的决策质量。4然而，自动化的计算仍然遵循特定的算法规则，即使是已经实现了自我生产的无监督学习算法，仍然受限于数据集的内容及其来源。这就意味着，算法官僚可以通过选择数据内容、制定算法规则等技术手段进行决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算法是有缺陷的，算法会复制人们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等固有偏见。5比如，谷歌曾经将一名黑人上传的自拍照识别为大猩猩，引发了种族歧视的争议，最终以谷歌的道歉收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中，问题最终被归结为算法的缺陷，算法的设计者并没有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当代政治理论中，政治是对于社会权威性价值的分配，算法的运用则将这一分配活动包装成一个自动、中立的过程。算法官僚是躲在算法后做出决策的，通过强调算法“中立性”“自动化”来彰显决策的合理性。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将会导致算法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时面临着监督与问责的难题。1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法官僚的出现是技术赋能官僚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一方面，技术对于决策权力的重新分配否定了代表型政治中的民主传统，由技术专家主导的决策过程排斥普通民众在政策领域的参与。另一方面，与传统技术官僚相比，随着新技术的兴起，算法官僚可以通过将政治问题技术化，把决策风险转移到看似中立的算法上。算法官僚运用决策权力的方式更为隐蔽，也更难被约束和问责，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政治决策权力进一步向算法官僚集中。
二、技术赋能民众的政治后果
一般而言，人们信赖技术专家所做出的决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决策的科学性来看，在面对高度复杂的公共事务时，专家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技术，相对于普通人更能做出高质量的决策；
从决策的中立性来看，技术专家的决策过程是高度技术性的，因此这一过程应当是价值无涉的。在现实中，一旦这两个前提性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导致由技术专家主导的决策模式遭到民众的普遍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专家主导的决策模式是专家与民众之间在技术层面上不平等的表现。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存在一种消除不平等的趋同机制，趋同的主要力量是知识和技能的扩散。2这一机制不仅作用于经济领域，同样也作用于技术领域。也就是说，没有专家能够永久地垄断技术与知识，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加速了现代技术与知识扩散的进程。长期来看，技术扩散是一个必然结果。当技术扩散的影响扩大到一定范围时，便产生技术赋能民众的效果。技术赋能民众会对技术专家主导的决策模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并从根本上改变“技术专家—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
作为技术赋能民众的一个后果，普通民众开始质疑技术专家的专业能力。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指数式地加快了信息与知识的传播速度，降低了普通人收集信息的成本。同时这也意味着，专家长期垄断专业知识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对技术专家决策的科学性产生了直接冲击。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直言不讳地指出，数字化的社会模式将引发“专家的终结”。3比如，医生在传统社会中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掌握医学技术的门槛是相当高的。在这样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关系中，病人除了信任专家的决策外别无选择。然而，当人工智能在医学上得到广泛运用后，病人只需要通过描述相应的症状就可以借助“谷歌医生”形成自己的初步判断。尽管这一判断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人工智能技术降低了人们对于专家决策的依赖程度。当医生的专业意见不再是唯一的权威来源时，患者可以选择相信其他的信息渠道，进而质疑医生的治疗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赋能民众使其拥有与技术专家对抗的能力。由此可见，技术的普及和扩散既可以增强普通民众的决策能力，同时也会动摇技术专家基于科学性的决策合法性。
技术赋能民众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民众评价权力的增强，评价结果本身也成为民众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评价之所以成为一种权力，其原因在于评价者可以通过评价这一行为对被评价者的行为产生影响。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评价权力的生产方式，社会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取代中立性的专家意见成为人们开展决策活动的依据。在网络社会中，每个人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也就是说，现在每个人都具备了公开自己评价的能力，这使得他们都成为评价者。进一步而言，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在降低信息收集成本的同时，也使得现代社会处于“信息过载”的状态中。在这样的状态中，由于人们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在做出决策时往往会参考其他大多数人的评价。比如，人们现在会根据“口碑”来判断一部电影是否值得去看，而在以前只有专业影评人的评价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传播。网络技术的发展则使每个人都能给一部电影打分，并形成社会对于一部电影的总体评价。
更重要的是，技术赋能民众将从根本上改变“技术专家—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技术专家决策的科学性和中立性使得在决策过程中形成民众对专家的依附关系，那么技术赋能民众则可能会导致这种关系的逆转。无论是直接地从网络上获取知识与信息，还是间接地通过他人的评价结果进行决策，都削弱了民众在决策中对于专家专业知识的依赖程度。当社会评价成为人们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时，专家本身也被纳入到了评价性权力的网络中，成为被评价的对象，于是人们就对专家行使了评价性权力。1在这种情况下，专家自身也需要通过竞争来证明自身。此时技术专家有两个备选方案，即要么进一步增强自身决策的合法性论证，与民众在专业知识领域爆发直接的冲突；
要么放弃中立性角色，选择性地说出专业意见以讨好民众。显然，在“技术专家—普通民众”的权力关系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前者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因为高度技术性的论证过程想要被大多数民众理解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民众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知识也可能与专家的意见相矛盾，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专家与民众在冲突中各执己见。于是，当专家决策的科学性和中立性被削弱后，技术赋能使得民众拥有一定的对专家的支配能力，为了讨好民众，专家可能会成为民众的“提线木偶”。
在如今这个“后真相时代”2，每一组事实都不止一个真相。在互联网时代，与看似高高在上的专家相比，人们更容易被一些煽动性强于专业性的自媒体吸引。同时，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也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这就要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一整套行为逻辑。与传统的政治空间不同，互联网技术使得短视频、图片等新的传播方式取代传统纸媒，并形成一个全新的表演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民粹主义政治家的行为逻辑从代表人民利益转向积极地为人民表演。3只要利用专业知识选择性地迎合民众想要知道的“真相”，专家便可以轻易获得民众的簇拥。此时，专家的中立性已不再重要，倾向性的观点表达反而能够缩短专家与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由此可见，技术赋能民众甚至会导致另一种极端的政治后果，使得政策领域的民粹主义色彩越来越浓重。随着“技术专家—普通民众”的关系被逆转，专家会根据民众的需求偏好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选择性地公开民众偏好的“局部真相”，不充分的信息披露最终可能导致政策领域决策质量的下降。
总的来说，技术专家和普通民众在决策权力分配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一方面，技术既可以赋能官僚，为技术专家垄断决策过程提供合理依据，从而拒绝普通民众的政策参与；
另一方面，技术扩散也给予普通民众一定的反抗能力，从而挑战技术专家决策的合法性，技术赋能民众最终可能催生出一种民粹主义的决策模式。精英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政策领域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技术专家—普通民众”的零和博弈决定了技术官僚与普通民众在政策领域的互相排斥，使现代政治陷入困境。可以预见的是，“技术专家—普通民众”对于决策权力的争夺所形成的内部张力，将会持续影响民主政治的未来走向。
三、认知分工与技术民主的范式建构
无论是技术专家主导的决策模式还是民粹主义的决策模式，技术赋能看起来似乎都会导致对于民主政治的偏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技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当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新技术条件下，技术民主（techno-democracy）作为一种全新的范式，试图将社会生活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转化为集体问题来处理，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性方案。就本质而言，技术民主想要解决的就是技术与民主的兼容问题，即在保证一定决策质量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避免技术门槛所造成的排斥，实现一种基于技术的包容性治理。然而，技术民主的范式建构在现实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政治决策中普通民众和技术专家应当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当代民主的前沿理论进行考察。作为当代民主最有力的辩护理论之一，认知民主（epistemic democracy）是为捍卫多数人智慧而被提出来的。1认知民主认为多数人的集体政治智慧在决策上的表现总是优于个体或部分精英群体，這在认知上有着统计规律的支持。在人类社会的政治思想史中，普通民众在认知能力上被认为是无能的，多数人的智慧是可疑的。将亚里士多德的“宴会之喻”视为当代审议（deliberation）民主的思想来源是一个误读。“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也只是强调一群德性卓越的群体对于真理的辨识能力超过个体。2更直接地说，亚里士多德的“多数”与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多数”在概念和范围上并不一致。但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肯定了审议制度的价值，通过进行广泛讨论与审慎检验的方式进行决策，政治决策的效果会更好。然而，审议制度的运行需要相应的知识背景，同样也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因此在现实中，多数决作为一个决策规则与程序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多数决不仅在时间上更有效率，更有着独特的认知属性。
结合多数决这一规则与程序，认知民主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是孔多塞提出的“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 Jury Theorem，CJT）。这一定理假设当群体需要多数人表决来进行决策时，每个投票者都拥有一部分独立的个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投票者据此进行投票。如果作为依据的个人信息正确性大于1/2时，群体决策的正确性概率也会上升，这一概率会随着投票人数的不断增加而不断趋向于1。相反，如果个人信息的正确性小于1/2，那么投票人数的增加将会放大集体决策犯错误的可能性。孔多塞定理有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即人们的投票行为是相互独立的，这保证了群体的随机错误会相互抵消而偏向正确答案。这一假设天然地与审议制度的运行相冲突，因为在审议中会发生信息串联的现象，错误信息同样会在审议的过程中传播，最终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集体决策的失误。3在这里，多数决在认知上正确预测的功能就可能与审议的功能发生冲突。
在技术民主的范式建构中，从认知民主出发的认知分工回应的是技术专家与普通民众在决策制定中分别承担怎样的角色问题。复杂化和专业化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这使得政治决策也变得更加复杂，给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决策需要依赖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时，作为外行的普通民众是不被认为具有做出高质量决策能力的，而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则被视为能够做出高质量决策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克里斯蒂亚诺（Thomas Christiano）指出，在民主决策中适当平衡专家和公民角色的关键在于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参与和影响讨论的进程，并使他们的利益得到适当的考虑。4因此，他认为民主内部应当存在某种分工，即技术专家应当减轻民众在决策中的选择负担。作为技术专家，就是要在决策的时候承担选择架构师5的角色，这一角色要求技术专家在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为普通民众建构一个选择框架。技术专家应当对决策中问题的优先顺序予以阐述说明，并使用适当的说明措辞，增进普通民众对于决策问题的理解，从而在总体上提高决策水平。
如果将民主视为一种决策方式，民主长期未能克服的结构不平等问题以及时间成本问题都将限制民主在风险社会中的运用。6考虑到民主的时间成本问题，由于人们的注意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民众对于不同议题的参与意愿是不同的。由此，埃利奥特（Kevin J. Elliott）认为可以采用分割议题领域的策略，将决策空间实体化，再采用“议题公众”（issue public）的审议方式。1在“议题公众”内部，由技术专家广泛收集信息并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向普通民众提供相应的选择，辅助他们进行决策。只要技术专家进行相应的引导，就可以提高普通民众作为判断依据的个人信息的正确性，尽管这一正确性的提高在个人层面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集体决策中的效益却相当可观。之所以为民众保留相应的审议空间，是因为与孔多塞定律对于集体决策人数的强调相比，佩吉（Scott Page）与洪（Lu Hong）所提出的“认知多样性”模型更加强调参与议题人群的认知多样性，异质性的民众往往能够弥补专家在认知维度上的局限性。认知多样性大致是指人们根据不同的模型对世界的运行方式或解释方式进行预测。这一模型突破了之前认知模型中的随机错误假设，认为最终的决策结果可以系统地相互抵消错误。2以总统选举投票为例，有的人关注总统竞选中的外交政策，有的人关注经济政策，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认知维度，越多的认知维度越会形成全面的认识，进而通过投票聚合的方式改善决策结果。
上述简要分析表明，分割议题领域策略与选择架构的塑造为技术民主在现实中的操作提供了参考。在议题领域分割与选择架构的塑造上，既要充分利用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要充分发挥普通民众在审议中的作用。在技术民主的范式下，“公民在社会中本质上处于驾驶者的地位，负责选择社会所追求的基本目标。而公民控制方向盘的方式是通过各种机制来确定的，专家的作用就在于确保决策朝着目标方向前进”。3技术专家介入决策的过程是公开的，而且，由于技术专家的意见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因此由技术专家所提供的选择框架是竞争性的，普通民众可以在技术专家的辅助下进行二次决策。于是，这也意味着实现了民众对于技术专家的监督，因为如果一个技术专家的技术方案在每次决策中都落选，那么人们就会质疑其业务能力。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认知分工就平衡了技术专家和普通民众在民主决策中的角色定位。
当认知分工能够突破传统民主政治决策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框架时，技术民主作为一种全新的范式建构才有可能。民主的认知分工重塑了“技术专家—普通民众”的关系，技术专家通过塑造选择架构为民主注入决策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通过议题领域分割克服了社会治理复杂性所带来的包括时间在内的决策成本问题，民众可以专注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领域，提高普通民众对于特定政策议题的了解程度，在降低审议成本的同时保证认知的多样性。如果说“技术专家—普通民众”的矛盾对立是导致现实政治极化的根源，那么民主的认知分工就可以超越现代民主想象力的局限性，成为技术民主范式建构的前提条件。而选择架构的塑造、议题领域分割则为技术民主的范式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四、余 论
在政治思想史中，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议题。长期以来，相较于精英在认知等方面的优越性，政治参与中的大众被视为一个欠缺能力的主体。直到现代生产技术的出现以及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民主才作为一种决策方式得到普遍的应用。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变量。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技术专家与普通大众的关系被重塑。此一重塑在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决策权力的重新分配，这给当代民主政治帶来了新的挑战。为避免技术赋能可能导致的专家对于政策领域的垄断或生成一种民粹主义式的决策模式，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技术民主这一新范式。需要指出的是，在技术民主的范式建构中，技术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技术的应用是一个双向过程。技术民主的建构有着更多的问题域值得进一步分析与讨论。本文讨论的仅仅是技术这一变量对于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技术专家—普通民众”在决策权力上的重新分配，进而对民主政治造成怎样的挑战。分析表明，在引入认知分工的前提下，可以实现专家与民众在决策权力上的相对均衡。由此，通过选择架构塑造与议题领域分割这两个可行性策略，本文为技术民主范式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论证。
责任编辑：蔡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