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在边界浮现

时间:2023-09-21 15:35:02 来源:网友投稿

夏宏

叶辉,1964年生,江苏高淳人,现居高淳。著有诗集《在糖果店》《对应》《遗址》。

叶辉的诗常描摹、叙说命运之谜,摹状构形,形成谜团,或隐或现地追问本来和去向。他的诗中出现了一位思索者形象。这种“思”的特点,近年来已有多篇评论文章触及。从这个角度,我尝试再次解读叶辉的诗。

叶辉曾在其诗歌交流会上回答主持人提问时说:“诗歌对我更多是一种思考方式,或者说我是以诗歌的某种样式来进行想象的,在我写作时其实我从未想过是在写一首诗……”(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公众号《诗歌来到美术馆No.65:叶辉|写诗更像是脱离现实的一种仪式》)那么,他是自觉地去诗写意识活动中的思考(逻辑)和想象、概念(语言)和形象的流动,引发读者去联想。他诗中的思索者习惯于反观身处的境界,在《太空行走》中追寻空间的边际是否可探,在《蝉》中探寻人类的起源时刻,题材重大,但都举重若轻,戛然而止,留下了某种指向。

近年来,叶辉陆续写出总题为《古代乡村疑案》的一组诗。用当代诗的形式来写古人的迷案,因时空错位而给人带来反差感,不同的诗之间或以某个角色、某个物象、某个时空点相勾连,形成诗与诗之间“比蛛丝透明”的线索。白话文学的早期阶段,鲁迅先生就写有《故事新编》,叙事纵横捭阖,以揶揄、反讽的笔法重构传统中国的“文化父亲”形象,也可以被视为他在《野草》中自剖精神世界而出现的“无物之阵”中的“中间物”。在叶辉的这组诗歌之前,包括诗歌在内的当代文学中已不乏以古代故事为素材或背景的力作。叶辉诗歌中的古代疑案是虚拟的,难以在传统文、史叙事中坐实,但传统叙事已经构成了一种流传至今的历史语境,这组诗在整体上就具有了寓言色彩。组诗中的多首,于情节与意象的交叉中营构出扑朔迷离的“谜”:人、物、事在细节上都是清晰的,而他们之间的联系却让人难以捉摸。这和现实中的烧脑疑案相应,和诗人以前多次在诗写中铺展出的荒诞诡谲感相和。

主题是审判,被审的对象是什么呢?这和手法有关。因为题材、叙事手法运用得比以前多,比如换位。换位本是古老的修辞方式,在现代诗歌中它成为更为复杂的修辞术。而换位必然产生思考,思索者的视角和位置就比直接抒情者明显发生了移动。如在《流星事件》这首诗中,“我”既是叙事者,也成为被叙述的对象。还有别的手法与换位手法一并在此诗中运行,相互映衬,如切如磋。

没有秘密的人

会受到最严厉的审讯

此诗以堪称警句的两行开始。这两行,可以说首先来自日常生活经验,进而来自对人性的洞察。但是,这个“没有秘密的人”是语言悖论的产物,在现实社会中没有对应的人,这是一个摹状词。诗中接着转而写出“靠近他,排列着/所知甚少的白痴、失忆者、丧偶的人”,后者都可以对应着有憾、不幸而真实的人。“……/我靠后。我有一些小罪,包括一些/寺院外听到的东西”,这里的“我”可以被理解为人心中的小我,已经受过自我审判。直至诗中最后出场的人物,“他们是审判官的妹夫和堂亲”,表明这是一场人情关系社会中的集体审判,审判每个人对其记忆的言说的真实性。结果是“聪明的群山沉默着/流星,又一次落到了邻村”,显见“沉默是金”的谚语,隐含着“金山”这样的摹状词。摹状词在语境中会产生意义,在这里,“没有秘密的人”可以被理解为诗人曾解释过不愿意在写作中用的一个词:苦难。

结合组诗中其他诗的结尾,如“而记忆/则隐伏于我们长久的遗忘中”(《县令》)、“因为他一伸手,将它们抹去了”(《一行字》),可以认为这组诗写了一个关于历史记忆的寓言,思索者探入“集体无意识”这个幽深晦暗的谜团。由此,思索者这个“小我”的意识活动被放进历史记忆这个“大我”中去探索。若将“没有秘密的人”放在整组诗中来看,那么它就是从这位思索者角度出发的“历史记忆”中的“集体无意识”。而思索者的回忆、思考与想象同样是被自身的历史和现在这种特定时空限制着的。诗呈现了他提问的方式和问题的某种状态,如果他非要探到谜底不可,以个己之力来探究出历史记忆的普遍性和残缺之缘由,就会走向虚无,诗人在组诗的最后一首《女巫》中呈现出这样的觉察。想象(虚拟)与思考(求解)之间也存在着悖论,但在现实语境中会激发人联想进而产生意义。若把《流星事件》这首诗放在现实语境中来读,就可能让人联想到网络社会、社交媒体、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痕迹、监控及自我审查,那么这首诗就可以被视为反思与虚拟相结合的当代寓言诗。回到起首的摹状词,如果将其放进诗写者所处的现实语境里,“没有秘密的人”就还有可能表达出:虚妄,或者是一种趋光的祈愿:爱。

摹状词可以被当作理解叶辉诗歌中思索者形象的一个枢机,它是想象的结果和形式之一,其中的语言悖论会营造出荒诞感,进而引发对本来和未来的探问。它在《远观》这首诗的结尾也现身了,“没有独角兽和刀剑/只有真理被揭示后的虚空”。中外的传说中都出现过“独角兽”,其中的一种象征意义是“解药”,虚拟出来的“解药”形象与作为隐喻的刀剑形象结合在一起,暗示着对所谓终极目的的强力追求不仅會导致虚无,而且会带来灾难。有的诗中,一个实存又虚拟的形象可以被看作一个扩展了的摹状词,比如在《小镇的考古学家》这首诗中,诗人让吴承恩笔下的“白骨精”来到当代小镇,构架出思索者时空错位的想象流程即意识流动,通过诗写再次揭示出亘古未变的人性一面相、人与生俱来的困境和荒唐可笑处。

而组诗之中的人、物、事,走马灯似的轮流上场,浮现又消失。叶辉的诗常给人一种语言游戏的感觉,能指清晰而每每游动,所指模糊而蕴含着可能性。诗人对此有所自觉,蓦然间,某个清晰的形象会从混乱的意识后台里闪现出来,“掀开/又合上,里面一个/明亮的舞台/黑黝黝的山头/河水仿佛从后座流来的/童子尿。终其一生/你不会见到/报幕员,世界还在/乱作一团的后台/做准备”(《闪电》)。在诗写中,直觉思维朝向了概念思维,受阻后会进行反向运动,反复。诗写者在这一过程中选择并确立了形象,往往在诗写中呈现出形象的运动轨迹。

“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也就是要换位到各个对象的形、神里去,汇聚成众人可通用的一个形象,即普遍性、共通性。植物、动物、水,拟人也就是要换位到它们身上,“不孕的石榴”、一线生机的流星(《流星事件》),在记忆之井里攀爬的青蛙(《青蛙》),“有一天,鸡冠花/会思考这个世界,用它的脑袋/悲伤只是一种气味/人类更加冷静”(《鸡冠花》)。如何向兔子讲解图画,动物们自己会不会换位呢?换位能无穷尽地进行下去吗?危险会出现,换位到空气,直至无,那也就是所谓向无尽的深渊凝视之时?对象化而非抽象化,空间和时间都是被形象争取的,意识活动里,在时空线索任何一方受阻或者游离的时候,形象就定格了,如梦似真,“在它的外面/几只羊正在吃草,缓慢得/如同黑暗吃掉光线”(《幸福总是在傍晚到来》)。意识活动还会不由自主地去超越被框定的时空线索,出格而涌现形象,“海鸥嘶叫在镜头之外”(《留影》),戛然而止。

向内挖掘意识活动的构成,呈现并且探问其中不可能完全被科学理性所宰控和解释的联结,是现代艺术的一个突出走向,叶辉的诗也加入进来。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入思并且反观,质疑世相和成见,反观意识活动的层次和观念性,盗梦空间,常常借表述、描摹观念的构成过程来重构形象。这也离不开对时空线索的清理和重新体悟、重叙,“夕阳的光像白色的羽毛/慢慢沉入水中,我们又从那里/划到不断到来的记忆中/波浪,展现了它的阴阳两面”(《划船》)。叶辉的诗常以传统中国的意象、传说、成语、谚语等由文化沉淀而成的元素为材料,以日常生活中的感应为起跳点,和现代诗歌已有的修辞方式相融相切,一并汇入现代人质问又寻找主体何在、本体何存的意识活动中并且形象地呈现出来,给人带来惊奇和悲欣感,“我想着其他的事情:一匹马或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展开/全部生活的戏剧,告别、相聚/一个泪水和信件的国度/我躺在想象的暖流中/不想成为我看到的每个人/如同一座小山上长着/本该长在荒凉庭院里的杂草”(《在糖果店》)。

从换位到错位,错位又与别的手法并用,叶辉诗歌中的思索者形象进入了现代艺术而非仅仅“旧翻新”(新古典)的展厅。

没有人

会在博物馆下跪

失去了供品、香案

它像个楼梯间里站着的

神秘侍者,对每个人

微笑。或者是一个

遗失护照的外国游客

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佛像》中,这尊诞生于隋代、身高6米的阿弥陀佛石像,站在英伦展馆的楼梯间供人观摩,是一种错位。它浮现出似有似无的微笑,双臂断残,从艺术品的角度看,不免让人联想到“蒙娜丽莎”和“维纳斯”,联想也会是一种错位。“错位”乃现代艺术的重要砝码,称量着现代人的现实与精神处境。发生错位的还有:遭受劫难的佛像好像身份不明的外国游客,助虐者酷似一位学者,莲座漂移在泰晤士河面上。供人膜拜的侍者,身处异域的憨豆香客,虔诚又贪婪、恐惧的众生,更深处的错位倒会构成我们的世境,不觉即为日常。诗中不作解释,人物、时空的转换来得如此迅速,从韩翠村的崇光寺到伦敦的泰晤士,冥冥之中因缘联结,有一种力量在流动,就像我们在黑暗中油然而生趋光意向,诗歌也是趋光所现。

深流之中的幽默感主要来自对雕像的人格化,人格神形象。它被虚拟为一位当代人,但又近乎现实中不存在的中性人,这就会引导出中外“众生”的某些共通性,人情、人性,有缺憾而真实的我们。游船似莲叶般夜航于伦敦的河流上,张岱,看似幻觉、幻想,实则营构出一种差异性平衡。错位的背后思维中有着一元论意向,含有原始直觉思维遗传下来的特色,如同《古代乡村疑案》组诗中《儿童》这首诗所写的“儿童不相信/蚂蚱、青蛙和蛇有生命/因为他们通神//神只相信灵魂”,以映照出发展至现代的意识活动的复杂多维和分化。在此,错位的内涵思维中又明显带有现代文明观驱动下的祈愿:平等、和平、交往理性。

一个思索者形象弥漫于叶辉的诗写中,那么如何给他的诗定性呢?是哲理诗、觉悟之诗还是抒情诗?诗人李为民说:“他的诗都很短,在短短的字里行间,你会看到深深的感情,那个感情非常冷,远远的跟你有膈膜。但是你读起来就是有感情在里面,你会被他感动。”(《诗歌来到美术馆|叶辉:真正实现了诗意栖居的诗人》)这是基于经验加直觉的鉴赏语,可信。我把叶辉的诗读为深度抒情诗,其间,情感被对象化了,被思索,被换位,用叙事、设问和意象组合等手法来表达,显得很内敛。

情感被对象化,但同样没有被抽象。其诗中经常出现对“脸”这个形象的描摹,甚至在表意上出现了模式化的趋向,“在夜晚的黑幕前/这张脸,我在哪见到,在什么地方/我按响了喇叭”(《新闻》),“我想到,这张脸的后面可能/曾有过另一张沮丧的脸”(《隐秘》),“一张脸,从玻璃上返照/那消失的一切”(《高速列车》)。是因为在意识活动中,回忆的内容往往是叠加而成的?人脸是会直接表情的首要部位,一旦思索者的回忆或者想象清晰起来,诗中的表情就变得质感生动,“像这一尊石像/她低垂着头,面容被内心专注的/微笑锁住//发髻、鼻、微妙的嘴角/都非常生动,不像雕刻//更像是有一只手/拂去了原先深埋在她脸上的尘灰”(《在展廳》)。原来,人情人性的生成往往被意识活动的模具机制所复制着,就像现代的印刷术、摄影术和克隆技术那样,本来的都将在复制中被遮蔽。“情本体”将逐渐在强制性的无明意识活动中消失?可以认为,叶辉诗中的思索者对此有着深沉的忧虑,失重感一再被打量,“有多少屈辱和污秽/河水清澈/在夜色中如墨”(《卷角书》);
他也会因为持信自然之道而乐观起来,“……我想到/其他时刻//在将来,想到/世界在我们之后会继续存在/不禁涌出一阵喜悦”(《机场》)。

他从回忆中确立体己的早初的情感生成世界,打捞回忆中的现实处境与情思空间。一个8岁小男孩在一群熟人中观看杂技,演出场地脏乱破败,一个表演柔术的女孩在《回忆:1972年》中出场:

她穿得很少

脚和脸都朝着观众。她没看我

也没看任何人

突然,她的脸被一束不知从何而来的光照亮

仿佛在另外的高度

看到了某种圣洁的殿堂

在那束光中,她伴随着音乐慢慢升腾而起

连同身下的桌子(一个摇晃的祭坛)

而台下是黑暗的现实,泥泞的世界

直到灯光熄灭。

叶辉的诗中再一次出现了对趋光现象的叙说和描摹。这种趋光性是在感受的二元对立中出现的,冷硬与柔软、肮脏与洁净、黑暗与光明,感受上的轻与重在这里相聚了。经历了,有接触,就会有感应,无数个瞬间流逝能留下什么?情感的生成不仅仅是无数瞬间应激反应的结集,“而阳光射进大殿/使尘埃瞬间凝成巨大柱梁”(《在寺院》),它还在意识活动中被重组,发生变化,比如回忆就是在重组。回忆似水年华。而它们又只是芜杂意识活动中的某一种构成,“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自问而非回答,反观到自己难以出离的情态,就可能会给它们一条路,供其流通。诗写正是一条现实的路径,有时候此路幽深,或许通向悠远。

一个形象里蕴含着众多形象,时空边界纵横交错,形象和边界都在不断分化、撮合、位移,意识里的流动内容混沌起来,都在争取时间与空间,如同生长演变中的人生、社群、语言。本来和未来,命运之谜的边界在哪里?我也喜欢叶辉的那首《萤火虫》,就在明暗交会的时候,萤火虫自纯净的水边升起,在脑海里飞行,相互照亮,如同茫茫世界里劳作着的有灵性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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