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玲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1483）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职教法，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第五届“大国高职教育”博士论坛于2022年11月19日在线上召开。本次论坛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高职教育的使命与变革”为主题，由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职业教育评价研究基地和《高等职业教育探索》编辑部承办，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职教创新中心协办。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督导评估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原工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以及《中国新闻》报的20位嘉宾和来自国内外其他本专科院校、研究机构从事职业教育研究或相关研究的博士、博士生，社会上关注职业教育的人士共五千六百余人次齐聚云端，共话新发展阶段高职教育的使命与变革。
自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首次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这一理念和战略起，建设技能型社会在政策上得到广泛的重申与呼应，相关的研究也广泛兴起。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野和层面对技能型社会建设、技能形成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享和交流。
（一）低技能劳动力及其技能提升
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低技能劳动力群体如何实现技能提升？浙江工业大学刘晓博士给出了答案。他立足共同富裕的框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通过梳理国内外低技能劳动力的有关研究，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任务与职业层面对其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同时，他结合劳动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视角下的群体特征，提出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技能提升策略：一是依托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开展成人职业体验课程；
二是制定培训券等优惠政策，提升低技能劳动力参与多元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三是建立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库，共享优质职业教育数字资源；
四是构建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数字平台，高质量匹配培训和就业机会。
（二）技能培养模块化的国际经验
同济大学李俊博士报告了英德两国职业教育模块化改革及其对我国实施1+X证书制度的启示。在重点介绍英德两国职业教育模块化的实践情况、制度、困境与改革举措的基础上，总结了英德两国职业教育模块化实践的差异：英国的模块化改革早于德国，且模块化程度更高，更加彻底，学习者可以自由选择模块进行学习并获得相应证书；
德国的模块化程度很低，仅在部分职业中进行试点，学习者不能选择模块学习和获得单个模块的证书。对我国1+X证书试点工作的启示：一是在宏观层面充分考虑我国职业教育范式及治理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试点，循序渐进；
二是在模块化改革时可赋予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更多的自主权，并尊重不同区域在证书制度方面已有的探索。
（三）智能时代的技能形成与职业教育转型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王雅静博士关注智能时代的技能形成与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指出智能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包括技术技能、生产组织方式、劳动关系、教育体系等的变化，都使职业教育面临转型发展。特别是智能时代技能形成的分化效应，包括低端劳动力的去技能化、高端的复合型技能人才需求增加等，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目前，职业教育发展存在难以营造技术与劳动互补空间、校企合作质量低、技能人才培养不能适应产业变革和滞后于市场需求等问题，可以从四个层面实现转型发展：一是从宏观层面，构建技能型社会的制度生态，协调教育管理体制、院校制度、财政制度、校企合作和社会培训制度；
二是从院校组织层面，完善技术技能型高校相关制度，做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办学、中高职和职教本科协调发展、服务区域发展办学等；
三是从制度创新层面，构建高质量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职业教育促进应用型科研发展，解决区域产业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
四是从平台经济劳动者层面，提高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完善社会培训体系、低端技能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支持体系。
（四）乡村振兴与农业产业化进行中的技能重组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的产业化，而农业的产业化离不开农民的技能形成。因此，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国乡振发〔2022〕16号）提出，要构建多元乡村工匠培育机制，服务产业就业。南开大学王星博士以职业教育技能供给应用场景和满足产业需求偏好城市而非乡村来引出话题，指出职业教育关注乡村同样重要。他以“大农户+大生产”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背景为基础，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念和特点及对研究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同一社会过程为何会同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经验现实的迷思，认为迷思背后反映了产业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基于此，他从技能视角剖析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技能重组和透过“技能”体现农民主体性的问题，以某村茶业产业化过程中的技能重组为个案，分析了产业化经营过程中茶农的技能升级和技能替代、技能重组与利益分配的实现机制。据此提出职业教育的乡村供给思考和对涉农职业教育的启示：地方政府除了积极为乡村招商引资外，更要注重激发农民的主体性，要从政策和资源上帮助农民提升其能力，应在农村构筑一个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和科技传播体系，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和在技能提升中的权益。
在与谈人的交流环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聂伟博士认为报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鲜活的中国特色和鲜艳的学者情怀，体现了人文学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同时提出了他对高低技能、技能与知识的区别、1+X证书等的理解。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周衍安博士则分享了他对高技能和低技能、“机器换人”、职业性技术和非职业性技术（工程性技术）、1+X证书与职业分类、英德模块化证书等问题的认识和见解。
近年来，我国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政策调整中，逐步明确了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基调。职业本科教育从实践破冰到研究兴起，不仅引起了职业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高等教育界的重视。
（一）职业本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培养产业创新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师范大学南海博士指出，职业本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原因：一是职业教育是一种以职业文化育人的文化（生产）实践活动；
二是大多数职业教育受教育者面向生产、生活、服务领域一线，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
三是职业教育可以划分为职业初等、中等、高等（专科或本科）等层级，具有体系完备性、本科教育属性、学生生源社会化、教育实施机构多元化等特点。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时代性、教育性、产业性、规律性、价值性和政策性等属性。科学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应该从基础教育抓起，将生涯规划与生涯职业教育的内容科学有机地融入基础教育的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认知与科学技术基础。职业本科教育的教师、学生、教育教学内容都应该坚持“从行业企业中来，到行业企业中去”的原则。
（二）职业技术大学的身份建构与发展策略
职业技术大学的身份建构是一项试点发展、统筹改革、提质升级的系统工程，对于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满足社会对职业本科教育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方泽强博士指出，国家批准设立的32所职业技术大学虽然在行政建制上获得大学身份，但遭受质疑。他认为，大学是与高深学问紧密联系的机构，尽管出现分化是历史必然和教育潮流，但获得大学身份在实质上有要求，在形式上也有规定，需要政府、同行、社会三方面的认同和支持。职业技术大学是一种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新大学，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加快发展，夯实内涵建设。他建议：大学身份的构建要把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作为办学理念，并完善支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制度体系，激励作为学术活动主体的教师追求卓越，把“高水平”作为教学和科研活动的最高标准；
无论当前还是今后新建的职业技术大学，应把提升学术水平作为近期和远期的目标。
（三）职业教育本科生的职业身份定位
作为我国人才培养层次和类型结合上的新突破，职业教育本科生的职业身份如何定位？天津大学的陆宇正博士生认为，清晰明确的职业身份定位是职业教育本科生在工作中稳健发展的前提，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以被忽视的职业教育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运用个体叙事的质性研究方法，基于斯克里科夫与米列尔的学校教育理论，通过访谈不同院校不同阶段的学生，揭示他们在职业身份定位中经历的漂移问题。研究发现：职业教育本科学生在身份定位中面临外部动机下专业盲目选择风险、教学质量缺失下的身份定位风险、逐利市场笼罩下的职业逃离风险等潜在风险。对此的应对策略：一是理念引领，形塑正向积极职业身份认知；
二是指导为辅，强化教师职业领航主体作用；
三是质量奠基，重构质量型课程教学新样态；
四是评价兜底，完善职业生涯发展支持保障。最后他指出，职业教育本科生将成为一类新就业群体，在本专业领域内就职也将会成为其首要归宿，因此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做足准备是职业本科教育的使命与任务，也是实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型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与谈人的交流环节，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欧阳忠明博士认为，本阶段报告共同关注职业教育本科的属性定位，旨在厘清学术型本科、应用型本科、职教本科的逻辑关系和异同，同时也有质性研究关注学生个体成长发展，他就职业教育本科的属性定位、办学主体、学生培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了交流。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欧阳恩剑博士指出，本阶段报告分别从政策维度、学校维度、学生维度以及宏观视角、中观视角、微观视角出发，涉及的研究对象广、研究角度多、研究方法有交集，随后就职业教育本科内涵的界定、实施路径等问题交流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对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四位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职业教育有关人才培养的评价问题进行了分享和交流。
（一）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伴随着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被重视，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评价逐步成为职业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的一个关注点。中原工学院陆俊杰博士指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为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机遇。在中小企业内，高端研发型技术人才与技术技能型的操作性人才几乎合二为一，而大中型企业也存在同样问题，大中型企业的人才结构完整性也日益成为影响自主研发的重要制约因素。校企合作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也可以成为突破产教融合难题的一个新方向。因而，他从组织优化的视角提出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提升策略：一是强化产教融合中高等职业教育的作用，将创新作为引领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重视高等性、职业性和学术性；
二是加强产教融合组织建设和顶层设计，推进实体性平台建设，更多尝试虚拟平台和虚拟型团队建设；
三是在产教融合中持续推进“双创”教育，提出“95%创新+5%创业=100%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公式。
（二）职业教育评价导向的转型
职业教育评价作为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导向作用。华南师范大学张等菊博士提出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源流，探讨了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高职教育评价理念的转型，从“单体效益”向“对位效益”转变，从“比较优势”向“比较求势”转变，从“教育系统内部估价”向“追求社会连接指数和协新价值”转变。进而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高职教育评价策略：一是评价主体方面，应形成以“院校自体+教育行政部门+行业+第三方”为核心、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辅助的“内控外督”式评价格局；
二是内控方面，要以专业诊断、调整、优化为主要抓手，形成专业生命周期闭环，抓好办学数据自画像，建立“正负清单”制度；
三是外督方面，须利用增值性评价，“纵向因素比长”，继续开展“高职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增加评估机构的反馈环节，考虑院校的增值交换与按效分配价值。最后，她指出教育评价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建立“果-因-效”评价逻辑，做到以果寻因、纠因出效。
（三）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
就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姜蓓佳博士后以职教高考的为何、是何与如何为主线，从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逻辑、职教高考的考试形式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分享。她认为建立职教高考的动因是：现行高考作为大众升学的独木桥已经走向过度竞争，不能满足技术技能型人才选拔和接续培养的需要，应解决现行高考单一知识框架带动人力资本同质化的问题，回应和满足中职毕业生公平发展的基本权利。指出职教高考具有四项功能：指挥棒——引导中职教育的教学工作和办学方向；
筛选器——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入学考试；
增长极——完善技能评价和承认技术技能积累；
分流阀——促进初中后教育分流更加理性合理。展望未来，她提出推进职教高考制度化的实现机制：一是规制性机制，形成与职教高考有机协调的配套改革矩阵；
二是规范性机制，构建职教高考制度运行的全过程规则体系；
三是文化认知性机制，凝聚各方对职教高考制度的价值共识。最后，她总结指出：设立职教高考是党和国家对于高考变迁与改革过程中规律的深刻理解和主动遵循，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是职业教育适应内部改革需求、为高考改革和职业教育改革寻求协同增效、落实“双减”政策以及建立技能型社会的前瞻性谋划。
（四）职教高考下的家庭资本与路径选择
在职教高考制度下，家庭资本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发挥着重要影响，是影响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师范大学张东辉博士生以政策对中职学校的定位从“以就业为导向”转向“就业与升学并重”、本科升学人数已然成为部分中职学校招生生源的重要宣传材料这一背景分析入手。基于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和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等观点，发现对中职升学研究较少，并存在中职在校生有升学意愿也并非促使其毕业后必然选择升学、没有专门针对家庭背景对中职生升入本科院校影响的研究、样本量较小缺乏代表性等问题。他选取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职毕业生2020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深入量化分析有效样本，分析父母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对中职生升学的影响，认为家庭资本对中职生升学具有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父母一方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中职生通过职教高考更容易考上本科。此外，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中职升本机会扩大后的优劣势问题。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的朱俊博士生作为与谈人，指出本场4个报告契合了技能型社会背景下技能人才的选拔、培养和学校评价，并认为上述问题要置于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转型大背景下来理解。第一，要考虑技能型社会所处的产业背景：从产业阶段来说，我国处在工业2.0与工业3.0并存，向工业4.0转型的阶段；
从产业体系来看，产业全球化让我国具有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区域产业集群式发展和专业化分工；
从产业分布来看，存在区域不平衡和行业不平衡。第二，从治理体系角度来看，治理主体由“政府治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治理方式由“项目制”向“项目制+运动式”结合转变。
北京师范大学和震博士作论坛总结，指出“大国高职教育”博士论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享、交流和相互促进的平台，他基于听报告的体会提出研究的建议：一是应该加强基础性研究，专职的职业教育研究者应该以知识创新为己任，关注自己研究工作在知识创新上的贡献；
二是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共同领域，职业教育研究应该加强“经验实证”“价值公平”“理论解释”等多个维度的研究；
三是职业教育研究者应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来服务国家战略和职业教育实践，因此既要关注现实问题，又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