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凌（中国山东） 郑润良（中国广东）
《程皎旸短篇小说集》由九篇小说组成，是九种诡谲的存在与相遇。它以香港为蓝图，书写这座城的梦魇与异化：变成乌龟的拾荒老人，疑似野猪化身的贫民窟邻居，闯入野餐胜地的饿牛，被主人虐待遗弃的AI男孩，突然出现在郊区豪宅里的鹰面女人，每日与一朵云相伴的退休编剧……作为90后的“港漂”青年作家，程皎旸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城市叙事特征，与她的成长漂泊的经历有关。程皎肠在自我介绍里说明她出生于武汉，成长于北京，生活在香港，并自认为“港漂”。“最有趣的生活经历就是我从10岁开始不断随着父母搬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异乡人，我在不同环境被异化，又逐渐被接纳，这个过程其实还挺黑色幽默，既让人愤怒，又有些滑稽。”这种不断更换生活属地的成长经历，使她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城市漂泊色彩。她的小说集以荒诞的故事，表达着个体对城市生存环境的不满与焦虑，呈现着都市人的精神状况与城市空间环境之间的关系，表现着最具现实感的城市生活体验。
程皎旸曾直言她荒诞叙事风格的缘起，“最初我是写实为主的，像《螺丝起子》是写实的，讲一起与新移民少女有关的网恋、交易及自杀/谋杀案。那篇想讨论的议题是身份与阶层对一个人的影响。从那以后我才开始偏向荒诞、奇幻甚至科幻的写法。我觉得仿真的写法不够表达让我觉得不合理的事情，只有超现实，才能让不合理看起来更震撼吧。”于是，程皎旸来自于现实的生存体验以荒诞离奇的叙事手法展现出来。《黑色风筝》中偶遇到的神秘的鹰脸女人；
《养云者的死亡》中被当作宠物来养的云；
《饿牛》中那头闯入野餐之地的饿牛，打乱了人类的欢乐时光，却也因此拯救了单身妈妈；
《非人》中不断遭到人类虐待的AI小男孩……这些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的奇异的幻想和故事让人联想到西方荒诞派文学。卡夫卡的《变形记》是通过人变虫这样荒诞的故事来表现都市上班族的心理异化和扭曲；
加缪的存在主义叙事表现出来的虚无感，也正是城市小人物艰难的生存体验。王威廉、陈崇正、邓一光等作家都擅长以荒诞的叙事方式来写作，这与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荒诞叙事是不同的，他们摆脱了先锋派出于对技法的新鲜感而进行的形式的学习和模仿，更多的是用荒诞来表达他们对城市生活体验，这是对荒诞感精神领悟上的趋同性。程皎肠的小说荒诞叙事特征与这些青年作家更为接近。
程皎肠最新的小说集刻意要使用荒诞叙事，正是由于她在现实的城市体验中感受到荒诞感。因此，她小说使用的荒诞叙事是由现实生存体验生成的。光怪陆离的想象与城市生活的荒芜感都是对这个她所在城市的感受和体悟。《黑色风筝》中似梦如真的鹰脸女人，在摄影家不断求索的追查下，找到一个看似真实的奇异结局，人类因残忍杀戮和过度食用野味后，异化成了鹰人，这看似不可能的荒诞结局却被作者用各种声音极力证实。在这声音的背后是作者对来到度假村的城市人野蛮杀戮现实的揭露，故事是荒诞的，表达是真实的。《两个夏天》中描述了一场派对，两个看似亲密的少女，却因此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青春。对这场派对的描述看似荒诞、虚妄，却是真实发生的残忍的强奸案。读者阅读过程就如同置身于一场噩梦，虚幻迷惘。当然作为派对主人的少女的视线也是模糊而迷幻的，她的后知后觉使少女绯绯陷入一场噩梦，而当所有人觉醒时却发现这是一场真实发生的强奸少女的恶性事件。少女绯绯真实地沦陷于光鲜却丑陋的都市的流光异彩中。这是梦境与现实交织的虚幻之境，但却映射着光鲜亮丽的都市外表下龌龊丑恶的人性。作者借着荒诞叙事，从两个少女的视角来看香港这样的大都市里，资本家如何去欺骗和奴役底层劳动者，最终呈现出这个城市荒诞的现实。显然，程皎旸流畅地使用这么多的荒诞元素，并不能说她是荒诞派或先锋派作家，她的视角是现实的，她的每个荒诞故事背后都是对香港这座大城市的现实体验。作家张天翼评价：“青年矿工程皎旸，在城市和脏腑的深处开掘出了这些闪着奇异光泽的故事，看似小颗小颗，掂一掂便会讶异其重量。”
程皎旸的小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现实、魔幻、悬疑、科幻、怪诞等，并能在每一个离奇故事的讲述中找到切合的方式。这些故事一般发生在她生活过的记忆、当下及未来的香港——这个城市，承载了触动她写作神经的社会现象和情感故事。这部短篇小说集正体现出了程皎旸专业的写作精神，她善于引用隐喻，把当下城市生活中压抑的部分浓缩成虚幻的影像，从中映射某种现状，最后发觉故事背后的隐藏的城市的虚幻和荒芜感。《养云者的死亡》中主人公老欧遇到了奇幻的异象：一朵小小的云，坠落在海滨花园里。老欧把它当作宠物来养，却被邻居偷走，当作招揽生意的工具，然而云越长越大，胃口也逐渐增加，开始吃人，最终将整个小区都给吞食。在这离奇的故事背后表达的是城市中常有的陌生、疏离、自私导致的生存荒芜感。程皎旸致力于充满戏剧性的丰满情节，并不将笔墨着力在人物塑造上，所以我们看到的人物大多是模糊的虚像。她试图在某种欲露未露的浅水中，营造诡异神秘的气氛，以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刻画人物在精神层面上所面临的困境，怪诞曲折，但又合情合理。《纸皮龟宅》中描写了在香港那些无人留意的小巷里，流浪老人们散播着得以苟活的秘方：割下血肉，筑成驼背，日复一日，便能变成乌龟，从此家就在背上，躲进壳里，台风来了都不怕——直到有一天，一个正在变龟的阿婆，被房地产商捉走了。“驼背老人进入僻静小巷，躲在比她还高的纸皮山后，除去上衣，趴在地上，反手向后，狠挠驼背——淡红爪痕很快出现在绵软肌肤上；
随后她停手，抽取纸皮重重扔向背部。纸皮仿佛受了磁石吸引的铁器，逐个逐个、由大到小，在驼背上站成高塔。塔尖形成时，老人身子瞬间缩小，纸皮层层消逝，最终，出现在画面里的，是一只长约60cm的陆行乌龟。龟似乎刚睡醒，脑袋笨拙又缓慢地转了转，蹒跚迈开干燥四肢，爬向一个被弃置的大沙发底，缩在阴影里。”这段文字描述了老人奇异的变身经历，看似奇幻又不可能发生的场景，却以视频播放的视角试图证明它的真实性。为什么会龟变，是因为拾荒老人们无家可归，他们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这正是他们的最迫切的精神诉求。若失去家园，放弃龟宅所有权，成为一个连纸皮也拾不了的驼背老人，他们有的誓死捍卫龟宅：破坏家私、装修，将室友逐个赶走。还有一些则彻底绝望，直接自杀。这些看似不可能的变异和怪象却揭示出人最真实的精神世界。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的想象力，她展现并容纳一切光怪陆离的世界——陆龟侠、鹰脸人、吃人的云朵、燃烧的郁金香等，这些作为表现情感的载体，没有丰富的想法和经验很难下笔。所有转变的奇异幻象或冰冷的AI人，如果单单以概念的形式出现，未必出彩。巧妙的是作者对其笔下这类奇幻影像灌注了社会性思考和社会问题讨论，极具张力。而关于里面对人的疏离、冷漠，以及城市的异化、荒芜感，作者有形而上意义的注入，与之相关的情感内在、精神价值都在认定某种变化的过程。作者在小说中表达的精神属性、情感目的和病态领域，都是社会的缩影，我们可以从这些文本中洞见作者赋予的指向意义。程皎旸是一个感悟力非常敏锐的作者，她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被钢筋水泥紧紧环抱的香港，更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程皎旸曾直言她的创作态度和写作目的，香港本身是一个矛盾体：中西结合、新旧交融，时尚前卫与保守传统并存，同时也滋生了不少社会疾病，例如身份焦虑、楼价过高、贫富差距、文化冲突等。她尝试在小说里探讨这些问题的根源与解决方法。因此，在光怪陆离的幻象中潜隐着城市的荒芜感，这荒芜感正是作家对这座城市种种问题的质疑与反讽。
对程皎旸等90后作家而言，叙事手法的混杂多变不是为了炫技或者追求潮流，他们并非对先锋叙事本身感兴趣，在其叙述中往往隐含着深度的思考。因此，他们的叙事姿态往往是底层视角。比如《纸皮龟宅》，作者就是以底层的视角写出陆龟侠对香港这个大都市的感受：这个城市很大，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很窄，窄到把人变成了怪物。这个短篇，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荒诞故事，却突显出城市底层人生活的无奈和绝望。《两个夏天》不再局限于个体感受或经验，而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阶层，看到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百态和离愁悲欢，这展现了一种大胆刺破现实的魄力和勇气。女佣绯绯与城市文明格格不入，周遭所谓的城市的主人们争相改造她。青年艺术家柯瑞斯则试图启蒙她的思想：“你应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绯绯友善的小主人金妮提出“绯绯是我们家的一分子，大家没有等级之分”。但对绯绯来说，看待她的视角都是高人一等的救世者和改造者，她从未被真正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她的生存威胁和被物化的处境从未改变。而更糟糕的是，来自文明阶层对她的同情或者改造都充满目的性和条件性，金氏夫妇只是摆出一副知识分子的姿态悲天悯人，却并未对绯绯身心状态有任何理解与改善；
柯瑞斯冠冕堂皇的劝慰是为了让绯绯帮他偷金先生的藏品；
即便是待绯绯最真诚的金妮，也暗自将她作为社会学项目的考察对象，“她开始偷偷记录绯绯的一举一动，并打算以此作为申报大学社会系的加分项”。程皎旸的写作，展现出90后香港青年一代写作方向的多样性，她的“港漂”身份，使她的作品还没有沾染上香港作家愈来愈明显的“中产阶级”趣味。她一直以底层视角关注着城市中生活的普通人，甚至是生活苦难的底层民众。她以城市底层者姿态去感受现代大都市的诱惑力与压迫力，去书写当代知识者、作家的生存艰难和精神困境，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们共处于一种双重“飘荡”状态。《黑色风筝》中的摄影家，《养云者的死亡》中的老欧等都处于这样的精神困境中。
另外，明确的爱憎感、尖锐的批判性，是程皎旸等90后青年作家与老一辈香港作家的一大差别。程皎旸也明确说明自己的写作与香港前辈作家们的不同：“我读西西《浮城异志》，或者也斯一些关于香港的散文、诗歌时，我感到他们对待这个城市的爱是绵柔的。但当今年轻人对香港的爱比较激烈。如果你不了解香港的历史，你会觉得西西的小说是梦幻的，像个都市寓言一样。但这几年香港电影的新作品如《踏血寻梅》《一念无明》，你能感觉到这些年轻创作者对这座城市深深的不满和焦虑。”因此，在明确的爱憎感、尖锐的批判性态度中包含着作家对于生命的温润的关怀。《非人》讲述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男孩遭到人类虐待的故事。机器人是冰冷的，没有生命的，而主人公却与机器人有了情感交流。甚至当看到机器人被虐待、被挖眼，心理受到巨大的刺激。“可人为什么要去虐待一个仿真的孩子呢？还要想尽办法挖空他的眼睛，把他绑在树边，让他在黑夜里哭泣、发抖。这到底是有什么意义，难道就为了从中获得那种施暴的快感吗？”这也是作者的悲悯情怀对于施暴者的质疑和追问。作家忠于自己的城市生存体验去书写，城市生活对其中的个体所造成的压迫和伤害，使人们急于找寻发泄的渠道，AI小男孩成为这个悲哀的出气孔。当然，为了表现城市生活现实，除了借用魔幻技巧，程皎旸也借用了科幻。作者思考AI科技带来的城市与人的变化，写出当代人生活空间的拓展与变异。借着高科技生活带来的幻灭，作者追问着城市生活现实到底有多冰冷和残酷，展现卑微个体如何面对虚幻世界破灭后的落寞，这种强烈的爱憎和尖锐的批判终将体现其对当下生活的思考和对社会弱势的悲悯关怀。
就程皎旸小说创作而言，不管是使用荒诞叙事还是构建科幻世界，都是在集中表现城市底层民众极度压抑的、无比焦虑的生存现状与未来命运。她关注的焦点体现出她小说的现实感和存在感。因此，我们说程皎旸的写作是包裹在无数光怪陆离的幻象和繁花似锦的城市生活荒芜感中的现实主义书写。这种现实书写，不是对他人生活的简单临摹或呈现，而是建立在其对自身城市生活体验的深刻认知上。从自身体验延宕开去，在虚幻的影像中这份体验才能够真诚、可信。城市的规模和格局是变动的，时代也是流动的线条，在时空变幻的格局中写好当代城市现实以及当代人的城市生活体验，需要的是作者真实的生活体验和敏锐的生命触觉。当前，毫无变化的一味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城市生活，很可能最终只是捕捉到一些无关痛痒的“现实”残片，无法触及当代人生活的困顿感和无助感，也无法真正地将城市生活的现实状态呈现出来。因此，在一片重返现实主义的呼声中，程皎旸主动选择了荒诞的叙事、怪异的影像、科幻的思维等创作元素来建立自己文学创作的新世界。但是，她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元素只是技法，她并未迷失在五光十色的炫技中，一味的追求荒诞、怪异的创作效果，而是保持着清醒而锐利的现实感和批判性，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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